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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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9日 星期六

影評:《大上海》:北上的理由

《大上海》:北上的理由

 (原載於《時代論壇》1328期。2013年2月10日)
「香港電影人為了北上發展,不惜犧牲香港文化的特色」這種論調都快聽膩了,硬要為本土文化追本溯源的話結果都是妄求。關於身份意識,其實香港電影裡有一點跟基督信徒有共通之處:信徒在世上是寄居的的客旅(希伯來書11:13;歷代志上29:15),他們在這撒但暫時掌權的墮落世界裡忍耐著,等待基督再臨,就像電影裡的難民、離散者和臥底,總是帶著遊移不穩的身份。《大上海》重新拍出港產片的味道,也可說是王晶藉著中國電影公司的投資與規模,讓周潤發回歸「香港電影」。觀眾可以再次見到那個熟悉的周潤發--- 如《上海灘》許文強的柔情梟雄;吳宇森《喋血雙雄》的教堂槍戰;又如「賭神」高進身邊有龍五,《大上海》的成大器身邊則有林壞,同樣是外冷內熱的高手……

當然,戲裡有些配合「主旋律」的政治描寫:侵華日軍是壞人;國民黨的茅載是壞人,是貪官和漢奸;「地下工作者」(暗指共產黨)則是為國為民的好人。中日之戰,成大器當然能分辨甚麼是家國大義;但兩黨之爭,他也是一句「我不懂政治」打發過去,就如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一樣,不是不懂,是懂得無奈。上海淪陷之際,這梟雄逃難來香港,潛龍勿用。不過,英雄始終會回歸,而令他忍無可忍,重回上海跟敵人決一死戰的原因,全在乎個人情義--- 他的師父、師母、妻子、伙伴都落在敵人的手裡。回去,救得了就救,救不了就復仇。這裡跟̀講革命的《十月圍城》有相通之處:國家民族的大敍事是背景,但個人恩義的小敍事更重要。港式英雄縱可分辨國族大義,卻鮮有身先士卒;另一方面,卻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氣概。他們不是懦夫,只是捨命的原因不同。這種以個人情義為重的英雄形象,上可溯張徹的武俠片,由吳宇森的英雄片所繼承,下傳至《古惑仔》一脈相承,都有英雄落難蟄伏,最後卻為了師友親人而重出江湖的情節佈局。

《大上海》的另一個「香港特色」則在於成大器那靈活多變的「醒目仔」精神:在洪金寶被擄那一段,可見他非必要時不硬碰,不會意氣用事,應妥協時便妥協,化干戈為「一齊發達」的手腕。若說吳鎮宇把《古惑仔》中的歹角「o靚坤」搬到茅載這角色裡,成大器也像那不碰毒品的陳浩南,本是流氓,卻向「成功商人」的身份轉型,只做「正當生意」,與其他「壞流氓」區別開來,也算是「香港故事」的影子篇章。

回到本文開始時,香港電影人「北上」的議題,其實也反映出香港人為了生存、發展而變通、忍耐、潛伏--- 等待機會「發圍」。或許合拍片興起的最初數年,香港電影人需要摸索內地市場、熟悉國內同業的模式、與投資者建立關係等,在內容和形式上要放下很多「香港文化」的元素。但近年的合拍片中,也開始見到不同香港創作者各自取捨,有的妥協得令人失望,有的仍在迷失之中,有的卻暗渡陳倉把「香港特色」轉身重現。他們被一些港產片愛好者批評為「為市場而出賣自己」,或許也算是一種「臥底」,就像彭浩翔已移居北京,卻拍出《低俗喜劇》這種本土題材。 這當然是比較樂觀和理想的看法--- 況且「香港文化」從來都是商業的、市場的、沒甚麼不可賣的。反正以前香港的電影、劇集和流行曲在國內一樣大受歡迎,上海特色在香港被包裝為《上海灘》再轉售北上,周潤發的叫座力也是從那時開始就在中國發展起來。《大上海》可說是衣錦還鄉。所謂「文化特色」轉來賣去,即使往根源追尋,但怎麼能分得清清楚楚呢?那種文化身份還是須透過人們藉著敍事構想出來。在《大上海》裡,成大器是生意人,但底線明確,有「忠肝義膽」的節操,最後為了恩義,他可以忍辱負重地當一陣「漢奸」,而茅載就是那些為了自己而甚麼都可以出賣的人,兩者明顯對立。

當然,不是說「忠肝義膽」和避開宏大敍事就完全等同「香港文化」。《大上海》最多只是懷舊,但缺乏突破。「香港文化」的路可以怎樣走下去呢?這方面,《一代宗師》、《寒戰》、《低俗喜劇》等作品都是力求創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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