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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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我有冇問題》+《癲佬正傳》+《神經俠侶》

不是黐線,是偏見

 (原載於fes中學生基督徒雜誌catch#86)

當我介紹自己曾在大學唸哲學的時候,被問及最多的問題並非「哲學讀咩o架?」而是「係咪通常啲人讀哲學會癡線?」最初我未能想到一個最好的回應:「你先至癡線!」或「你想我點答你?答我係癡線?」或「你憑咩咁講?有冇統計數據支持?」……

 這是無知所致的偏見----對哲學如是、對精神病如是。想到在香港似乎只有明星八卦才是真正「常識」,後來的標準答案是:「你知唔知李小龍、黃子華同陳綺貞都係讀哲學?」

 然而我們對明星一樣是充滿偏見的。熟讀娛樂雜誌的話,不難想到很多明星也被認定為「精神有問題」,記者編輯坐上醫生之椅,為藝人們診斷:躁狂、抑鬱、喪笑喪喊、失控狂奔。然後,茶客都識講:「啲狗仔隊咁樣影法,唔癲都逼到癲啦!」然後,繼續投票(鈔票)贊成這事兒。

 說要透過電影認識精神病人,跟透過狗仔隊的鏡頭去看差不多,都是扭曲的形象。然而,兩者還是有所分別:八卦雜誌暗示在揭露實況,電影故事則帶着虛構的前設。保持着這樣的距離去看電影,反而有參考的作用,理解編劇和導演的態度和意圖,提供另類的視角。

 十一年前的<<我有冇問題>>(Girl, Interrupted)改編自一本自傳式的書,明言個人主觀的體驗。背景是六十年代風起雲湧的美國,主角是一個剛成年的女生Suzzana,醫生診斷她患了「邊緣人格障礙症」,一種直至她離開精神病院時都不知為何的病。最被她的「病徵」是:師生戀、成績不差但不願升大學、孤單疏離、隨時會出神地回憶往事、以酒送服安眠藥被視為自殺……最後她被視為「痊癒」的狀況則是:會開放自己與人講心事,透過文字和繪畫等途徑表達自己,以及最要緊的:不搗蛋、服從、合作。

 即是說,不能跟社會妥協,可能是一種精神病。關鍵處是「自殺」,因為常識是理智的人不會放棄生命,但主角明確表達她不是想死才喝酒送安眠藥,她只是想睡覺----當然這是愚蠢行為----後來她受到院友自殺的衝擊,才更明暸「想死而自殺」是怎麼的一回事,對此她本來是多麼陌生。即是她最初不是自殺,但她不跟社會妥協的態度使眾人都判斷她是自殺,也就滿足了界定「精神病」的條件。

 這裡暗示了「精神病」是社會問題。搗蛋、違規、不坦承自己的私隱、制造麻煩,就是病徵。主角最後說,那些精神病人其實只是不願長大,或把某些癖好放大(例如說謊),那麼,痊癒就關乎一個成長的任務,那意味着要與社會融合。

 法國哲學家Foucault(中譯:福柯/傅柯/傅科)研究過「瘋癲」的歷史,揭示出「瘋癲」的概念在歷史中演變;對待「瘋子」的方法、態度、相關的知識,往往離不開社會權力的運作。簡單來說,怎界定一個人是「瘋子」、為何要禁閉他們、瘋癲對社會的影響、誰有權去界定誰是瘋子等等,是社會構成的。精神病學家、或其他有權力的人,界定某些特徵是「精神病」,並創作一個「病名」,以後就可以把乎合那些病徵的人視為「精神病人」。例如:「邊緣人格障礙症」。

 18世紀的歐洲,還未有專門的「精神病院」,瘋子、罪犯、異見人士、乞丐、流浪者等等一起被拒禁。他們有問題,因為對社會無所貢獻、不事生產,那是一種過錯。解決方法就是把他們關起來「勞改」,那麼說有生產力才能被界定為「正常」,因勞動而悔改也成了贖罪的過程。瘋癲意味着懶散。

 後來,精神病人被單獨隔開來禁閉,因為他們被視為對其他「有問題人士」的威脅。Foucault分析了一所有宗教背景的精神病院,那裡把瘋癲視為罪責,一種道德責任;精神病人是未長大的孩子,需要的是父權秩序的「家庭」。當病人意識到自己的罪,願意承擔責任時,就意味着恢復理性了。這跟<<我有冇問題>>所表述的情況近似,主角和院友們就是未成熟、不願長大,被親人侵犯或缺乏關愛,療養院就是把她們強制於一個家庭秩序中,訓練她們直至她們能符合社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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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提出質疑:若精神病是社會問題,除了是個體不能融入社會以致成為問題之外,可否是社會文化和制度出了問題,影響到個體的精神狀態?二十多年前爾冬陞導演的<<癲佬正傳>>描寫了社會的壓力和偏見怎樣使一個精神病康復者再次病發,並釀成慘劇。那麼二零零五年的<<神經俠侶>>就是一個非正式回應。

 <<癲佬正傳>>的場景並非精神病院,而是基層社區之中,雖然帶着對社會的控訴以及對精神病人的同情,但以「癲佬斬人」為題材,卻同時加強了坊間對「精神病人是社區威脅」的偏見。<<神經俠侶>>同樣把精神病人放在社區之中,但他不是威脅,而是受害者,以致是英雄。建築師阿成因經濟不景、債台高築,被高利貨逼迫。他帶着懷孕的妻子逃命,妻子卻意外流產,後來更受不住而跑了。阿成自此精神失常,身份混亂,常常以為自己是高利貨,打電話給自己(阿成)追債;又會不斷走上財務公司求情,但他姊姊早已代他還清債務。他就是被困在最挫敗、最自責的景況中,走不出來。

 電影在灣仔拍攝,着力營造社區氛圍,所以阿成不但沒有被隔籬,更得到社區的包容和接納:舊同學、姊姊、新移民鄰居、警察(另外兩位主角)---- 當新來報到的容祖兒問他會否亂斬人很危險時,師兄陳奕迅就說自己發起瘋來更危險,因為他有槍----重點是只要沒有犯法,每個人皆平等。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很多人想起精神病人就想起暴力,卻沒有想到大部分暴力罪案都是由「理智」的人所犯的----例如發動戰爭的人。

 <<神經俠侶>>只是一個童話,少不了被打到頭就回復理智的兒戲情節,香港社區也不可能如此溫情。但它卻提供了一種想像:這不就是「愛鄰舍」嗎?若我們覺得這勵志故事太戲劇化了,那我們所傳的福音呢?
 其實,精神病可以是遺傳性的,也可以是找不到成因的。它可以純粹是一種苦難。

 那麼,福音幫到精神病人嗎?神智不清的人的決志「有效」嗎?當他們飽受折騰時,如何叫他們喜樂、感恩?

 龔立人博士在<<不正常的信仰>>中這樣描述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朋友之信仰掙扎:「我認為她的信仰很坦白和很簡單,就是埋怨和信心、質疑與盼望糾纏之下的信仰。因為糾纏,埋怨沒有因信心的增加而減少;質疑也沒有因盼望的加強而減少。反而信心與埋怨,盼望與質疑是並存的。」(頁144)並舉詩篇13篇為例。很多苦罪的問題,我們不懂回答,也解決不了,卻仍可與受苦者同哀,一起慘叫:「耶和華啊,祢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
 精神病人是人,是社會的一份子,同是神所愛的兒女。若社會有問題,需要改變,教會學習作精神病人的鄰舍,就是改變社會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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