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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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 星期一

制度和價值剝落之後: 《竊聽風雲》與《Laughing Gor之變節》

制度和價值剝落之後
《竊聽風雲》與《Laughing Gor之變節》
(原載於「文化現場C for Culture」網站)

 18 November 2009


影評人說,《竊聽風雲》把香港最酷的男演員都囊括其中了;我則想起了《Laughing Gor之變節》那三個影帝。外表與實力兼備的港男典範,在兩齣暑期檔電影裡,都沒有好下場。他們看來都是很MAN的,各有追求與原則的男人。悲劇卻在於,他們身處的社會建制已不再可靠。《竊》和《變》的主角都是警察,公權力與制度的代表,卻都有意無意地背離這身分。規距失範的時候,也許就像《水滸傳》只剩下個人情誼。當《竊》裡阿俊(劉青雲)包庇楊與祥的時候,觀眾會因為他重友情而覺得他不是壞人;當Laughing(謝天華)又是黑幫臥底又是警察臥底而迷失時,一哥(黃秋生)成了他的唯一效忠對象,因為一哥曾拯救他、指導他、背著社團保護他。

我們其實需要建制。建制帶來穩定感、安全感,有路可循,也不用隻身犯險,隱身在眾人之中。很多人做政府工,就是貪其穩定。雖然愈來愈多公共服務轉為合約制或外判,很多大學畢業生都會考公務員。但《竊》告訴我們,穩定不是必然的;當巨大的誘惑在面前,人心是難以安穩的。楊(吳彥祖)本來是「公務員神話」的典型人物,一表人才,上司光(方中信)也看好他將來會在警隊平步青雲;楊的未來岳父富豪卻告訴他,任他升職至警隊一哥,薪酬也不及旗下保安總監,著他趕快辭職轉工。回歸後我們都知道,高官退休後都可以轉到大財團打工,何不早些時候就向商家靠攏?楊很抗拒,因為他不像徐子淇或梁洛施,阿祥(古天樂)那句「嫁入豪門」定教他感到不是味兒。男性尊嚴叫他須靠自己一雙手爭取成就。但後來才發現,只是保安總監的薪酬還未夠高,高得像靠內幕消息炒賣孖展般叫他出賣尊嚴。

阿祥看來是情有可原的。雖然他是以權謀私買股票的始作俑者,但他有苦衷,患癌只剩一年壽命,希望從股票市場大賺一筆遺產給家人,盡力當一個好丈夫、好爸爸,也是男性的尊嚴。絕症角色在回歸前的香港電影裡,曾經意味著香港人面對「大限」的心理投射,沒有希望;在大限前撈一筆就似乎是唯一的盼望。楊和一眾散戶在證券行裡,看著股票急升而集體亢奮的一幕令人想起韋家輝的經典電視劇《大時代》。他們都有絕症嗎?即使有,那絕症也許叫「狂躁」或「抑鬱」:幾個映著維港景色的空鏡,不是璀璨的東方之珠,而是一片烏雲壓頂或迷霧煙霞,牢牢地鎖著這個城市。摩天商廈顯示金融業的驕傲,也暗示著投資失敗跳樓自殺的夢魘。這商城的故事,也是一齣《傷城》。

現實是叫人發狂的。保險經紀告訴你,強積金不能支持你退休後的生活;李麗珊告訴你,養大一個孩子要數百萬;努力工作、儲蓄和養兒都不能防老,這份集體焦慮已經和貪婪糾纏不清,制度之惡和個人之惡也難以釐清。現實裡政府政策向財團傾斜,電影裡證監會和警方都沒辦法檢控幕後黑手馬老闆(王敏德),而馬在人前還是善長仁翁,典禮上大談忠實與誠信。這是對法制和社會的不信任,於是,儆惡懲奸只能靠非法的手段進行。最後阿祥為了報一家之仇,駕車載著馬老闆從斷橋上衝落海,同歸於盡的結局被觀眾批評為牽強。編劇硬要把寫實的劇本導向一個「正義」的結局,犧牲了風格的連貫性,主角彷彿從法治的現代社會走到古代的俠客江湖。因為編劇已想不到在現實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之中,有甚麼橋段能把馬老闆這樣的資本家繩之以法。

其實三位主角中段截聽到馬老闆要殺害羅先生(李子雄)而插手救人,已經是遵從自我的道德觀念而非依據法定權力,就像俠客般「以武犯禁」。

相對楊的人為財死,阿俊就純粹是因為兄弟情義而泥足深陷。這種警察脫離了源自法制所授的身分和權責,卻依照另一套價值觀去行的情況,也是臥底電影裡常見的。《Laughing Gor之變節》延續了《無間道》和《黑白道》的臥底困境和結構,友情同樣被質疑。Laughing是黑幫老大一哥安排在警隊裡的臥底,卻反過來被警方選出來當黑幫臥底,仍然是跟隨一哥,但這都是一哥所知道的,背著社團保護著Laughing。但一哥以前也是警方臥底,復職後卻受不住同袍的猜疑和壓力,辭職重歸黑道。Laughing為了一哥並不全然忠於警隊,很多情報都是假的;一哥也不全然忠於社團,多番保護著Laughing。他們只能互相忠誠,因為只有他們才明白在警隊和社團中皆不獲信任,被排擠在邊緣的處境。

以臥底作為香港人象徵的討論已有很多:他們一方面享受著英國遺留下來的法治和現代化,又要回歸祖國尋根;但這祖國一方面給予香港很多發展機會,叫人歌功頌德之餘,貪污腐敗踐踏人權等等又確實駭人聽聞。在生存焦慮之下,最困惑香港人的問題已從「係人係鬼都唔知道」變成「甚麼是對甚麼是錯?」。這種矛盾在一哥身上體現出來,就連自己真正想法都不確定,與Laughing的情義在背叛與犧牲之間掙扎。

一哥著Laughing去報考警察,除了因為利益,是否也把自己在警隊的未竟之志投射到Laughing身上?或許是為了向警隊報復,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他一直都明白Laughing那兩邊不是人的困難,是他唯一的知己,但為何最後又對這小弟起了殺機?舊同僚潘Sir(黃日華)告訴他,警方已證實Laughing的臥底身分;一哥卻把Laughing是自己安排進警隊的線眼之秘密說出來。這一反常的行為與其說是為了利益(怕Laughing出賣),不如說是為了挽留唯一的朋友在身邊。奈何潘Sir不相信他,他也疑慮Laughing會如潘所言「哪有人不當警察去當古惑仔的?」而離棄自己,乾脆一拍兩散。但他最終也「選擇」死在Laughing手上;畫外音道出「哪有當老大的不看顧小弟?」的心聲。觀眾感到混亂,可能是導演粗疏,也可能正是一哥矛盾混亂的心境。他不單在建制和群體之中未能安身立命,就是對個人情誼也充滿不安。一哥像佐治童子般的浮誇造型,也許是高度壓抑的人格的反彈,要以過度的外表裝扮來補償;他身邊總是圍著女性和南亞裔人,也分擔著臥底的邊緣人「他者」身分。

相對於《竊》對社會制度的悲觀和絕望,《變》的結局是相對樂觀的──因為必須接駁電視劇《學警狙擊》的故事──卻暗地裡顛覆了原創劇集的設定。劇集裡Laughing是一心想當好警察的,無奈像陳永仁那樣「三年之後又三年」,最後又因觀眾愛戴而「復生」,堂堂正正當「Laughing Sir」。但《變》裡的Laughing卻是「古惑仔本位」的,他最初是黑幫身分,還未正式當警察已被選出來當臥底,根本一直都是以一個黑幫成員的身分過活。一哥死了,唯一知道他身分秘密的人也不存在,他才「回到」警隊。但最後上司給他選擇,他還是繼續當臥底──過著自己習慣的生活,心底裡又知自己是正義的一方。當建制不可靠,連人際也不大可信的時候,香港人只有認命,認真在狹縫之中求存──反正都是「搵食」,都只是一場「演出」,就專業一點,成為了「又囂又寸」的Laughing哥。這「臥底神話」也就成為了香港人安身立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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