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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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3日 星期六

影評:游靜:壞孩子

壞孩子

(原載於2010年12月10日、17日;am730「730視角」)

現在「三級片」是甚麼意思呢?九十年代那差不多等同於色情電影,但那已成過去;現在對於影迷來說,「三級」往往意味着「好電影」, 因為那些揭露人性和社會真實,饒有深度的創作,往往使電檢署的審查員難以忍受。獨立製作《壞孩子》就是最近的例子,這是一齣有關曾犯事的少年人的紀實電 影,分別在香港、澳門和日本的感化院攝製,片中大部分是少年人的錄像習作。

《壞》因為出現少年人粗言穢語的場面而被列為三級,就像兩年前的《烈日當空》一樣,彷彿青少年看到銀幕上的人說粗口就會學壞,但他們根本就成長在一個充滿 這種市井語言的環境中。在學校裡、街頭上,甚至在家庭中,少年人早就學會了。他們被禁止看到電影所反映的自己身處的真實,彷彿那不是真實。成年人以隔離的 方式來應付,因為只要在權力所及之處,這看來最簡便快捷的手段,又能讓人看見「已負應盡之責」。其實這是以對付傳染病的方法來教育,簡單二分,視乎學生是否合乎「標準」。青少年怎樣分對錯呢?社會告訴他們,這視乎他們是否越界,而界線是有權力劃界的人定下的。

因此,未成年/成年之分也是被一種外在於自己的權力所制定,但這不等於青少年懂得分辨是非(他們只能學會「避開懲罰」而非「尊重」)。那些被指會教壞孩子 的事情,往往也是成年人都在做的事情,但「成年」不就是一個學習「成為他們一樣」的過程嗎?為何人人都在幹的,自己跟着幹就成「壞孩子」了?《壞孩子》應 該讓教師應帶學生來看,不是藉以教導「千祈唔好學佢哋」,而是學習放下成見,以包容去了解這些被視為異類的孩子之內心:原來他們也只是孩子,需要被表達自 我、被認同和關懷的孩子。


《壞孩子》的導演游靜用了數年時間,走進香港、澳門和日本的感化院,教導那裡的少年人使用攝錄機紀錄自己的所思所想、好惡的事物、心底的願望和未來的期盼,中間加插周星馳和李小龍等電影片段營造對比反諷的效果。電影其中一個值得討論之處,是其讓感化院的少年少女們完全露面的做法。在主流傳媒中,有關影象往往以「打格仔」或「黑bar遮眼」的方式「保護」未成年的當事人,就像其中一個日本的女孩子拿着黑色的米高峰橫在雙眼和鏡頭之間,顯示其在影像中「應有」的樣子。但這片中的「壞孩子」們,卻都是主動地露出全相。游靜當然知道當中惹人爭議之處,卻以攻為守,「黑bar」不在孩子的臉上,卻在《少女百人斬》的上戶彩和《細路祥》裡偷食物的李小龍眼前。那些大明星在銀幕上所幹的事,不也是犯罪嗎?為何人們看他們的臉卻是光芒四射,拿鈔票排隊進場?
《壞》也加插了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鐵窗邊緣》的片段,與當中紀律嚴明的感化院/監獄生活對比,嘗試提出教導「問題少年」的方法不一定是加倍的規訓,而是讓他們有更多空間表達自己。每個人都有自我表達的需要,自我形象猶在建立中的青少年更甚,更需要透過表達自我並從別人的回應中學懂適合個人的一套待人處世之道。當然這並非凌駕一切,但很多時候孩子被視為「犯規」的舉動其實只是他們缺乏能表達的空間,卻越過了被劃定的界線而為。

以校規為例,很多界線收得很緊,到底只是為了易於管理和避免家長投訴,卻不一定合理。結果學生只知「罪與罰」的關係多於責任與後果,也不懂自設底線,更不用說培養甚麼價值觀,因為他們只感到規條帶着權力,卻缺乏合理性,要不強行壓抑,要不隨時找機會越軌,釋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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