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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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日 星期一

劇評:忿怒

忿怒 

 (原載於2010年澳門<<劇場閱讀>>12月號)
觀賞日期:2010年11月13日
場地:澳門曉角實驗室
演出單位:禾劇場
有些人,忿怒的時候會變成狗。
人忿怒,因為活得像狗。
 《忿怒》改編自黃碧雲小說《七宗罪》裡的同名短篇,背景在香港,但當中所揭示的社會低下層處境卻不囿於一地(這種香港的代表性實在不是一種驕傲)。改篇劇本的高俊耀來自馬來西亞,去了台灣發展,找來鄭尹真合導共演,二人分飾多角,但都活得不像人。
他們都是社會眼中的失敗者。失業工人、妓女、小偷、清潔工、片場雜務、沒人理的小孩。小說裡還有一隻狗,出場不久便被打成爛肉,生出蟲來;這形象在劇中被放大、擴展;兩位演員扒在地上,瞬即從本來的角色變成了狗,吠叫、撕咬。
開場,是男孩九月的獨白,引入故事發生的處境,一幢公屋,裡面的人住在一起,卻都是孤獨的。所以,兩個演員剛好,不成群體、只有對象。九月幽幽地說著,狗則在地上爬。九月突然對牠大叫:為甚麼你不死掉!後來小狗的死在劇中被隱去了;而在結尾之時,非但狗再出場,而且是兩隻狗,沒有人,只有狗在互相咆吼撲咬。但觀眾看在眼裡,爬在地上的還是人,就是剛看過的幾個角色,只是脫去了戲服。吼叫的狗彷彿是人的本相。原著中的殺狗情節被編導演反過來演繹為狗活的再生。
相對者不一定是伴。狗,和這些人一樣,是暴力的對象。社會對他們施暴、人對狗施暴、成人對小孩施暴、男人對女人施暴、人們互相施暴,就像劇終相鬥的狗。即使是本來有感情的人,像失業工人未夏和妓女瑪莉,也只能痛苦地廝磨。瑪莉以前跟別的男人跑了,現在那男人跑了,她又回來找未夏,為他做菜。未夏不領情,拿東西丟她、打她、髒話連珠炮發地辱罵她。這樣的髒話充滿了整齣劇,像狗吠,髒話沒有內容沒有理性,有的是忿怒。
導演選擇了一種混合的語言說對白,夾雜著國語和粵語,但粵語咬音不準,而髒話主要是粵語。台詞發音不準本應是舞台大忌,但在這作品中卻反而成了一種獨特的演繹。黃碧雲的原作本來就是白話文與粵語並用的,在髒話的部份用粵語,特別傳神地表達出當中的本土性和階層性。高俊耀的改編則在保留地方語言之時,同時帶出跨地域的混雜性和共通性。他後來解釋自己作為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和語言習慣也是混合的。那就像同樣經歷過殖民歷史的香港及澳門一樣,「發音不準」就更加呈現出後殖民-全球化時代的曖昧性質。
然而這種混雜曖昧並非多元豐富的文化交流.;對戲裡的人而言,更像是四周紛亂交錯的湍流,使他們對自己的命運落得被動、無法掌控,以致於絕望的境地,卻又在黑暗中伸手掙扎。垃圾婆努力工作,希望兒子學有所成,兒子卻無心向學,離她而去。被離棄的她拒絕把自己等同於每日皆見的垃圾,堅持自己是有名有姓有價值有尊嚴的藍劉玉寶女士。小偷「七隻手」本來還有一個相濡以沫的朋友阿雄仔,阿雄仔卻在工作時意外死去。失業工人未夏的弟弟是通緝犯,警察常找上門暴打逼供一番;瑪莉把男孩九月交託給未夏照顧,未夏卻跳樓自殺了。
絕望而忿怒而爆發, 編劇把原著的暴烈結局改寫了:小說最後未夏在警察破門入室,冤枉他性侵犯九月時,放火燒屋,玉石俱焚;戲劇版本則改為自殺。不知是否因為「殺警」在政治上太敏感?抑或只是感到 原著太暴力而改寫?忿怒的力度減輕了,原著的開頭和結尾皆以「以火毀滅並完成」之意象來呼應。但高俊耀卻選擇了相反的冷調子:佈置是冷漠而空洞的,漆黑的空間中環繞著令人悚然的風聲,舞台中間只有一個階梯形狀的木架。怒火的視覺意象由狗吼聲和人扮演狗的姿態所取代,忿怒之情就更添了一抹悲哀。
即使如此,這齣戲的情緒強度已夠強烈了。演出的場地不大,觀眾與演員之間很近,後者的皺紋眼淚鼻水都清晰可見。兩位演員在極短時間內換裝轉角,情緒狀態也須瞬間變換,雖只演一小時,然所耗甚大,觀眾也看得累。若編劇保留本來放火的情節,也許在這小劇場中會是加倍強烈的渲洩,但那人/狗的怒吼,卻在散場後繼續縈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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