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者一休解釋過,把哈維爾本來的劇名《備忘錄》(The Memorandum)改為《疊配文》(Ptydepe,中譯應為「批剔疊配文」),是因為Ptydepe一詞在捷克已成為官方文件的同義詞(備忘錄是其中一種官方文件),而「疊配」二字也有諷刺低效政府的含意,故刪去「批剔」二字。

「疊配文」和「備忘錄」看來仍是有分別的。前者是表達內容的語言,後者是公函之一種。在劇裡,Ptydepe被指為一種科學的、精確的語言發明,是學術性的產品,所以安插了一個Ptydepe專家在局內負責確保Ptydepe翻譯的質素,也有翻譯培訓班。公函則是政府機關通訊的媒介,是權力實施的工具。若劇名意味著劇團所強調的主題,那麼《疊配文》意味著這種人工語言之玩味是最重要的,人怎樣透過它去構造「假大空」的言辭,並造成荒謬的處境,主導了這次演出。但《備忘錄》則方向相反,指向本源而非結果 ── 公函是權力的化身,說到底Ptydepe跟嚴謹和精確的語文學無關,重心仍是權力如何製造知識,以及人們如何看待知識,怎樣「判斷」甚麼是非對錯。「疊配文」和「備忘錄」都是權力的媒介,但前者更隱晦,偽裝成學術;後者卻有一種詭詐,因為公文看來是中性的,上行下效,人只管做個執行程序的機器人,停止思考,卻造成了官僚機制的內部矛盾,即台詞中的一句「邪惡的循環」。

說Ptydepe也只是一種媒介,是因為在劇中,對大部份的Ptydepe台詞都沒有翻譯成日常語言,教觀眾不明所以。但那不重要,因為Ptydepe在故事裡就是一種幾乎無人通曉、毫不實用的語言,連不擇手段推行新語言政策的副局長也學不會。所以Ptydepe這戲劇設計只是用來表達「一種無人明白的語言」,而劇中的Ptydepe台詞有甚麼內容,是無關痛癢的。
很多人都說哈維爾在劇裡所描寫的,以及他創作時的背景,即六十年代的東歐,是一個由謊言組成的世界。但這樣的虛謊世界發展到極致,並不單是一個「由假話構成的世界」,因為若全都是假話的話,那麼把每一句話的意義倒過來解釋,就能得出真的意思。與其說那些全是謊言,不如說那是一個屁話(Bullshit)或空話所組成的世界。哲學家Harry G. Frankfurt在其著作《放屁》(On Bullshit)中指出,「屁話」就是那些說話者根本不關心所述言辭之真偽的空洞言辭;說屁話者不是故意隱藏真實,而是根本不關心是非之辨,甚至是故意把是非之辨的界限模糊了。《疊配文》中的副局長Balas就是此中高手,憑藉似是而非的辭令,把局長Gross玩弄於股掌之上,使後者理不屈也辭窮。而(對於觀眾來說)沒有實質指涉意義的Ptydepe也就是這種空話的象徵。即使Ptydepe翻譯中心的三個官員看來能流利地以新語言交談,但他們卻是在上班時間吃喝玩樂的冗員,使用Ptydepe也不是談公事,正好與Ptydepe作為官文而設的原意背道而馳 ── 但誰在乎呢?

看來在乎的角色有兩個:局長Gross和翻譯中心的秘書Marie。在這次演出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飾演Balas的朱栢謙以誇張造作的風格演繹副局長這個虛偽小人,飾演Gross的歐錦棠則正經八百地演繹這個含冤受屈的主角。哈維爾寫的是荒誕劇,但這次演出有時給人的感覺也像一般正劇。倘以正劇視之,《疊配文》就是關於權力場上的正邪對決:Gross一度被Balas奪權,並貶為最低級的監視員,其失敗是因為他不像Balas一般能打通人脈,消息靈通又攻於心計,而是懵懵懂懂地高談原則和理想。後來Gross得到Marie的幫助,重奪局長之位,似乎是指向Gross如何有所醒悟,最後得以伸張正義。當然,此後劇情一轉,Gross回復局長名銜後仍受Balas的操控,只是一個負責揹黑鍋的「虛君」;另外,麻煩的Ptydepe被下令取消了卻又馬上迎來另一新語言「錯落文」,麻煩永遠解決不了,萬劫不復。這裡正劇的感覺減弱,荒謬的意味加強,但最後Maire因違例幫助Gross而被解僱,Gross激昂地再次說了一番有關時代之荒謬、人性之矛盾之言論,使Marie感動不已(劇本所述)。這一段獨白,歐錦棠先是哽咽,繼而流下一行眼淚,感覺仍然是正劇,其言出自肺腑,大概是其屈服於虛慌體制的臨別之言,引向悲劇的結局 ── Gross轉頭就跟其他人一樣,敲著刀叉,像機器人一般列隊而行,一起去吃午飯(搞咁多都係「搵食啫」)。

問題是:Gross最後的言辭是真誠的嗎?還是包裝成高尚辭令的另一種空話?他的眼淚是原著劇本中所沒有的,就如舞台上的巨大五角星標誌,都是這次演出增添進去。五角星標誌背後是監視員的藏身之處,明顯是那個隱藏的政權(權力更高者)的象徵。備忘錄、人工語言、監視員以及那些身份成謎的人(Balas身邊的Kubs和Suba),都是無孔不入的權力的痕跡。這般強調權力之惡,其對人性之扭曲(連理想主義者Gross最後也屈服),就讓這次演出變得更像一齣正劇,而非荒誕劇。原劇名叫《備忘錄》,如前文所述,凸顯出官文(和語言)是權力的形式,而內容是次要的,甚至是無關痛癢的;而《疊配文》反而有暗藏的信息,即政府行事與架構皆「架床疊屋」,低效無理之意。權力世界之荒謬在其空洞無物,而荒謬之真相正是,每當有人憑一腔熱血想查究下去的話,最終發現「真相」是:根本就沒有真正的「理想」和「正義」,你只能屈服(如Gross),或被放逐(如Marie)。但這次演出的效果有點模棱兩可,在正劇和荒誕劇之間拉扯,觀眾有點無所適從。

或許劇團改編時帶著批判社會權貴和偽善者的良好意願,那種沉重認真的態度影響了演繹的方向,使荒誕劇變得像悲劇。據悉哈維爾初次執導這劇時,刻意演繹成爆笑喜劇,讓那些長年活在高壓環境下的國民有娛樂宣洩的機會;反而在今天「娛樂至死」的香港文化語境中,一休則降低了喜/鬧劇的元素,讓更多認真的訊息流向觀眾。這樣的改編有其合理之處,若劇團選擇演繹成瘋狂喜劇的話,也許會讓觀眾分心,歡笑過後少了反思。然而,「爆笑」和「反思」並非不能共存,若為了表達信息、引人深思,而讓這齣戲變成正劇的話,也會失落了原著的特點。

哈維爾的荒誔劇強調結構性和音樂性,節奏感強,例如會在情節和對白設計上使用重複、變奏等技巧。朱栢謙和歐錦棠各異的演繹方式,是他們二人各自慣常的風格,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歹/丑角和正氣的主角的對比。但觀乎整個演出,就沒有怎樣強調節奏感,例如演員唸白有時頗為含糊,咬字不夠清晰利落(特別是前半段)。朱栢謙說對白和肢體語言都明顯比歐錦棠更有節奏感,於是Gross的角色設計就更加正經、沉重,那是與正劇形式保持一致的。但Gross是那樣正直到最後嗎?

回到「Gross最後一番話是否空話」的問題。這次演出的選擇是傾向正面處理,因為那滴眼淚,令人感覺那是Gross的真心話。但那就犧牲了劇本的荒誔性,因為Gross是以此番話回應Marie請求他以局長之權力把她留局內。結果Gross是高言大志一番以後,說為了高尚的原因,必須明哲保身,不能與Balas一伙正面衝突,所以無法幫助她。然後他便跟大伙兒去吃午餐了。這不是跟Balas一樣虛偽嗎?但他那番關於人性矛盾和時代虛荒的說話,的確可以直接解讀為他(或劇作者)對時代和人性的批評。於是這番話可以如此理解:這是Gross從「講真心話」過渡到說虛假「屁話」的關鍵轉折,前半段是真的,後半段是鬼話,但聽起來流暢通順,似是而非,連Marie一時間也被感動到了。這種虛辭廢語比Balas那種「聽起來好像有點問題但不知道怎樣反駁」的「語言偽術」更高深,也更可惡。哈維爾說過,他想探討的人性真偽,不僅是撕開人的「假面具」而揭露其「真面目」,而是在揭開面具之後,那赤裸的人性卻腐朽下去。Gross最後一番話就是人性腐敗的見證,在其被察覺之前,趕快把面具蓋上。若Marie被騙到的話,與其說她是希望的象徵(會帶來改變),不如說只是仍未絕望而已(未跟其他人一樣)。但這次演出的結尾是Gross成了悲劇人物,Marie成了希望的象徵,恐怕有點捉錯用神。

參考資料:
貝嶺 著:《哈維爾:一個簡單的複雜人》。台北:新銳文創,2011。
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 著。耿一偉,林學紀 譯:《哈維爾戲劇選》。台北:書林/傾向,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