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請點讚Facebook 專頁:我不是貓:影評.劇評.書評        短評Instagram:bruce.film.cat

2014年7月25日 星期五

劇評:《第三波》:無知與否認

《第三波》:無知與否認



Ron Jones

今天我們常把「語言偽術」一詞掛在口邊,日夜辨識當權者如何把弄語詞之間幽微曖昧之處,軟一手、硬一手,配合強硬的武裝力量去統治眾人。硬手段使人恐懼,軟手段讓人迷惑。舞台劇《第三波》(The Third Wave)講的就是「極權是如何形成的」,軟硬兩面兼備——特别是軟的一面。首先出現的問題是:劇作者的位置在哪?故事的主人翁Ron Jones就是劇作者之一。當年他身為歷史科教師,在課室裡以「體驗式學習法」讓學生了解極權納粹,幾乎弄假成真。這事件發生於1967年,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1976年,Ron Jones已無法繼續當中學教師,當日的事件也漸被遺忘。有天他在街上重遇舊生,對方竟作出「第三波」的敬禮手勢,舊事重提。Ron Jones思如潮湧,把差不多十年前的經歷寫成短篇故事出版。後來「第三波」的故事被改編成不同版本的電影和小說,Ron Jones則在2010年製作了音樂劇和話劇版的《第三波》,不無自省之意。當年參與了「第三波」實驗的學生,也拍攝了紀錄片The Lesson Plan,讓當年被動的「第三波」參與者有一個親自覆述往事的機會。

比較過幾個改編的版本和事件本身的資料,筆者發現了一個看似瑣碎但也可能很關鍵的差異:Ron Jones當年為了回答學生的一個問題而啟動了「第三波」實驗,而那問題是甚麼?在最新的舞台劇版本裡,那問題是:「為甚麼那麼多德國人會否認發生過大屠殺?」,但本來/來自其他版本的問題卻是:「為甚麼德國人會辯稱不知道有大屠殺?」今天德國人不能否認大屠殺,因為那是刑事罪行;但在1960年代,德國仍未作出相關立法。「不知有大屠殺」和「否認發生過大屠殺」的分別是:前者意味著二戰後德國人以無知為由免責於大屠殺,後者則是因無知而否認,或者是自欺欺人。這差異有多重要?這關乎到觀眾怎樣闡釋「第三波」實驗的意義和這劇的結局。

「第三波」的實驗僅持續了五天。Ron Jones最初只是想讓學生嘗試一下極權社會那種追求秩序、以整齊劃一為尚的特性。他一改平時自由開放的風格,板起臉孔,要求他們把桌椅排列整齊,坐下時挺直腰骨,兼且要以敬語「Mister Jones」稱呼自己。他為這群體起名「第三波」,並設計了一個互相敬禮的手勢,就像納粹黨那樣。他本來只打算「實驗」一天,怎料學生十分投入那種秩序感,在第二天「自動自覺」地遵行那些規則。他們在課室外也互相敬禮,吸引了其他班級、甚至是其他學校的學生加入。除了派發會員證,Jones還訂下了三大訓令:「紀律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和「行動就是力量」;又設立了「秘密警察」制度,讓某些被指定的學生告發不守規則的成員。Jones看著越來越多新成員加入,皆奉他為領袖,感到充滿力量,想像可以藉此做更多的事。幾天之內席卷全校的浪潮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彈:包括聰慧的學生(被驅逐到圖書館自修)、直言相勸的女同事,以及半夜潛入課室搗亂的學生家長(二戰時曾當德軍戰俘)。

當年校報有關「第三波」的報道

有些學生雖然沒有被選中成為「秘密警察」,但照樣告發其他同學「違規」之處(即使對方本是好友);其中一個孤僻軟弱的學生Robert特別投入「第三波」的活動,因為「第三波」給他帶來同伴,不用再孤單一人、不用再受童黨欺淩。那為他帶來了人生意義,他更自告奮勇要為「Mister Jones」當貼身保鑣。意料之外的事情連番發生,Jones決定要終結這場漸漸失控的實驗,卻採用了一種「震撼式方案」,在揭露真相之前,先把謊言吹噓得更誇張、更過份:他在實驗第四天告訴學生,其實「第三波」不只是課堂實驗,而是全國性的青年運動,背後還有一位真正的領袖,翌日將會發表全國演說,帶領他們成為改造社會的先鋒。因此他們在第五天集合在禮堂中,期望看到「真正領袖」在電視轉播中露面,結果卻看到希特勒在螢幕上雄辯滔滔。

老師告訴學生,「第三波」是假的,只是用來讓他們知道群眾怎樣支持一個專制的領袖,怎樣形成一個極權社會。雖然他們要捨棄一些個人自由,但透過排外而凝聚的群體卻使人產生優越感和歸屬感。學生們大受打擊──特別是Robert,因為「第三波」帶給他僅有的同伴和目標,剎那間煙消雲散。但本來觸發「第三波」的問題不是「為甚麼德國人會否認大屠殺」嗎?這實驗所回應的問題卻更像是:「為甚麼德國人會支持納粹執政?」

其實「Mister Jones」並沒有忘記最初的問題。在一手劃破自己製造出來的假象後、在學生還在顫抖流淚之時,他告訴學生:「讓我們用人生中餘下的時間思考『為何德國人會否認大屠殺』的問題」,而且「我們要把『第三波』視為秘密,不要再跟別人提起」。問題來了:若果這課堂實驗不是用來回答學生原先的問題,那麼佔據整齣劇主要篇幅的「第三波」到底所為何事?

再者,「第三波」令人想起另一個惡名昭彰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1]。這些無法「完成」的實驗給世人其中一個教訓是:有些實驗是不能做的,連嘗試也不行。然而在劇中,若Ron Jones真的汲取了教訓,知道「第三波」實驗是一個錯誤,知道自己逾越了一條無法以學術之名來辯護的倫理界線的話,他便不會叫學生把「第三波」視為秘密。在短短五天中,Ron Jones被突如其來的權力所誘惑;他以為自己站在「科學家」的位置,能置身事外地管理「實驗」,卻不知自己被權慾捲入其中,也成了被動的「實驗對象」。當他戳破「第三波」之假象時,看來把陷入謊言中的學生挽救了出來,直面真實,並從中體驗到當年的德國人怎樣活在虛謊之中。那麼他大概也有所悔悟,察覺到自己藉著教師的位置去操控學生是不道德的──就在這時候,他竟然叫學生「守秘密」,猶如對後者進行「二次洗腦」!諷刺的是,他這行為不正是更貼切地回應了「為甚麼德國人會否定大屠殺」的問題嗎?

讓我們回到「為何德國人自稱無知於大屠殺」和「為何德國人否定大屠殺」兩者的差異。前者以無知自辯,有可能是為了求存而自我蒙蔽;而且大屠殺是「第三帝國」佔領歐洲多國時一個規模鉅大、牽涉人數甚多的計劃,普通德國國民可以辯稱自己的生活領域確實跟集中營相差甚遠,不知道那兒進行著大規模殺戳。這現象可以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的「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概念來解釋。然而,「否定大屠殺」卻是另一回事;在戰時很多德國人或許真的因為無知,所以否認有大屠殺。但戰後真相被揭露,仍然否認的話,就是說謊,或因無法承受恥辱和罪疚而壓抑了記憶。若果《第三波》舞台劇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德國人辯稱無知」,Ron Jones的實驗看來無以回應,因為活動規模仍限於一所中學之內,他所教的一班學生更是群體核心,不能以無知自辯。另一可能性是:德國人不知有大屠殺,但知道猶太人被剝削逼害,甚至有份參與其中。但他們處於「優等民族」的一邊,按政府的指導行事,故此自問不須負責。就像「第三波」中人以「團結就是力量」和「紀律就是力量」為金科玉律,很多德國人以為自己遵從那個「比自己更大的力量」行事才是正確的。二戰時,納粹軍官艾希曼的職責是把猶太人送上通往集中營處死的列車,辯稱只是服從命令,沒有殺人意圖,應得清白。鄂蘭說他「其實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而且「並不愚蠢,只不過是喪失思考能力」。參與「第三波」的學生也帶著類似的「邪惡的平庸性」,把互相告發、打擊異見視為正常,有意無意地躲在名為「集體」的迷霧裡,逃避了個人的道德思考、以及思考的責任。

若果觸發「第三波」的問題是「為何德國人否定大屠殺」的話,「第三波」實驗則更是離題,因為學生們在實驗中並沒有否定甚麼。真正的否定出現在「第三波」結束之後,當Ron Jones叫學生要守秘密之時。現實中,Jones在實踐「第三波」實驗和他執筆重提舊事之間隔了差不多十年。他嘗試向自我隱藏那次挫敗,卻被一個偶遇的舊生勾起回憶,教他不得不面對傷痕。畢竟受傷的不只是他,最受打擊的也不是他。舞台劇版和以前的影視改編內容不同,添進了這「守秘密」的一段,顯得Ron Jones到結局時仍未有真正的反省,反而想逃避責任,不惜繼續操控學生──最狡猾的是他以揭穿第一個謊話來掩飾第二個謊話:「沒有『第三波』」。那麼這個跟Joseph Robinette合編的舞台劇,就是要為「第三波」發生後那十年間的自我壓抑(或自欺欺人)懺悔。這樣便解釋到為何他把核心問題的關鍵字眼從無知改寫為否定

那齣由Ron Jones舊生Philip Neel製作的紀錄片The Lesson Plan也有觸及到否定與遺忘的問題。鏡頭裡的Ron Jones仍然帶著一份罪咎感。比較這次《第三波》的香港演出,飾演年老Ron Jones的演員白耀燦採用了一個「從容回望」的方式來演,年青版的鄭嘉俊最後則是一副「己汲取了教訓」的樣子。這樣的演繹取向,跟整體演出效果是配合的,把重點放在一個極權社會的形成,卻沒有突出Ron Jones持續至今的羞恥感和罪咎感,也放輕了有關否認歷史創傷的微妙心態。


[1] 由美國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於1971年設計的實驗,讓參與者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結果他們漸漸失控,假戲真做起來。著明的「路西化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一詞亦由此誕生。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