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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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6日 星期一

劇評:《1894香港鼠疫》教育劇場計劃:疾病的隱喻

《1894香港鼠疫》教育劇場計劃:疾病的隱喻


顧名思義,這不只是一場表演,也是一個教育計劃。這個戲劇表演配合工作坊的綜合活動,本來以中學生為主要對象;公眾場於香港醫學博物館進行,既是教育劇場也是環境劇場。這則評論會聚焦於中段演出的部份,探討其以演藝加教育的「化學作用」。演出者被稱為「演教員」,但導演並不是安排他們以演戲的形式來灌輸有關鼠疫的科學和歷史知識,而是讓參與者/觀眾帶著更多問題離開。

很多涉及歷史教育元素的戲劇,為了讓觀眾了解相關史實,又不致沉悶,便想盡方法增添觀賞性,例如以喜劇方式表達,或加插一些與主題無關的笑話,就像以糖衣包藥。這次演出把史實知識在演前工作坊交待了,確保觀眾帶著一定的知識基礎。演出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採用了抽象的風格,擾動觀眾才剛剛放進腦中的歷史資料。觀眾被安排進入一個小房子裡,在門口迎接他們的是一個戴了口罩、穿著袍,拿出文件夾的「醫護人員」,但他在整個演出中都不發一言,主要作嚮導的角色。小屋裡充滿檀香味(檀香傳統上被認為有辟除屍臭和有毒瘴氣之效),地上散滿了有關醫療資訊的紙頁,沒有燈光,只有微小的日光,令人聯想起疫症爆發的混亂時期,百業蕭條,政府員四出消毒。窗戶掛滿了白袍,遮蔽了日光,也指示出當年這地方大概是抗疫人員工作和處理衣物的之處。環境佈置並不寫實,而以心理暗示為主。這是頗為大膽的做法:以鼠疫為主題,卻略去當時最常見的老鼠和死屍,著重環境氣氛的營造;然後是抽象、概念化的展演,代替具體的敍事。

小屋內的四個演員,分佈四個角落,做出同樣的動作,讓位於不同位置的觀眾都能看得到。他們最初穿著直條紋衣,像病人,也像囚犯,緩緩地站起來,掏出一個手電筒照向牆壁,一邊叫喚「上、下、左、右」一邊配合口令移動電筒,但越來越散亂,各人指示的方向跟口令最後變得沒有關係。然後他們把電筒映照著另一隻手,在牆上把弄著手的影子,續以電筒照向自己身軀,從下而上慢慢移動,像身體檢查一般。之後,他們分為二人組合,其中一人以電筒照向另一個人,照過正面接背面,猶如執法者強行檢查/搜查嫌疑犯。這個抽象的開場訂立了主調:這演出有關於秩序與權力,點出了看來理所當然而中性的「公共衛生」範疇政治性。敍事成份出現於其中一人拾起地上的紙,說出當年鼠疫的一些歷史資料,重覆了幾次,內容大同小異,但他感到越來越不是味兒;同時另外兩人在黑板上寫上一些「關鍵詞」,例如「黑色」、「死了就死了」、「隱瞞」和「秩序」,再齊聲朗讀出來。他們不滿於官方確認的「歷史」,反而要在一些碎片和亂象中尋找。在這一段的結尾,一個人被遺留在小屋中,無法走出去,是疫症中被隔離者的經驗,病人和囚犯之間的區別模糊了,都是被權力界定的對象。

整個演出從沉默逐漸轉變為多語,從抽象轉為具體,或許是為了讓觀眾不至墮進五里雲霧,顧慮到「教育」的需要。第二部份看來是個過渡,演員以三種不同的形式重複了三次科學家耶爾辛在香港確認鼠疫致病源的事蹟,以及相關病理資料,有一種從整齊到紊亂的趨勢。第三部份移步至醫學博物館正館的實驗室舊址,是當年化驗人員研究鼠疫的地方。劇團銳意解構和顛覆這裡作為博物館的固有意義──即有關人類理解並克服病菌的歷史見證──打開一道隙縫,讓更多疑問如病菌一樣跑出來,也許會令人不安。演員扮演著不同的細菌/病毒,穿插在觀眾之間。這實驗室空間狹窄,安置著製作粗糙的研究人員雕像和膠製老鼠屍體;當「病菌」擦過觀眾身邊時,有些人不禁展露反感之色。若這種反感是劇團所達到的效果,那麼大概可以說他們把展品的缺點轉化為優點。

本來在醫學博物館這個古蹟標誌著香港人/人類「戰勝」鼠疫的功績,以病菌為主體的演出卻動搖了這個展館作為既定「官方論述」載體的性質。病菌們拋出了很多問題,質疑科學之光環背後仍是人類的無知和恐懼──人類以既定的知識框架去為大自然的各種生物定位、命名,藉以掌控,卻總是弄巧反拙、徒勞無功。細菌「辯解」本身在大自然有其角色(例如分解屍體),但人類只會從疾病的角度去理解這種微生物。這種生物之間的角力,也牽引出各種疾病在社會中所牽涉的政治和文化問題(例如愛滋病與歧視)。最後一個「病菌」以一種深情的語調去講述其與人類之間的「孽緣」,有反諷的效果。人類因細菌而生病,便用抗生素來殺菌,反而令後者變種,更難控制。

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的訊息其實很明確;第二部份以三種不同風格講述同一段資料,但從規律到混亂的表達手法,預示了這部份有關「人類掌控疫情」的主題,將會被最後的部份所顛覆。同時,有關「1894年鼠疫」這真實事件的歷史感逐漸被概念化的反思所取代。也許那些預期透過演出去深入了解相關歷史的觀眾會有點失望;劇團故意呈現的亂象,並非指向疫症爆發時的境況,而是認知的模態。權力的關係不只存在於病人和掌權者之間,也存在於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然而這種演出形式也有風險:有些觀眾的注意力被故意擾亂後,未必能重新集中/轉移注意力到演出者所導向的新問題之上,他們或許只會感到演出很吵耳、不知所云。而且故作散亂的諸多問題,也是點到即止;剛被打開腦袋的觀眾,注意力不斷被轉移,能怎樣抓著重心思考下去呢?這也一個問題。

(原載於2014年5月20日《主場新聞》)
主辦︰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地點︰香港醫學博物館
日期︰27/4/2014

劇評:《碎落之軀》:將懸的慾望

《碎落之軀》:將懸的慾望



英國劇作《碎落之軀》(Fragments of Clay)令我想起哲學家李天命的一首詩《運動》:

躍起之後
勢須落下

而今問題在
你如何去平伏那心跳?

當人位於向上的慾望和下墜的恐懼之間,會刺激心跳。心跳是生命力的象徵,但不斷加快也會趨向死亡。於高處停留是一種冒險,一種吊詭的行為。《碎落之軀》以一個紐約金融從業員的體驗為出發點,探討冒險的內在矛盾,以及真假之間的矛盾。人透過各種認知模型去接觸世界,判别真假──即使世事無常。

《碎》劇是獨角戲,演員Ian Morgan一人分飾多角:有時他是金融才俊;有時是魔術師;有時他是「本尊」,跟觀眾談論這齣劇本身。劇場所指涉的時空也是隨時轉換的:Ian甫開場便告訴觀眾,當他赤腳時,是在此時此地以真正身份和他們交流;當他穿上行山鞋時,則回到英國的老家;當他換上皮鞋時,地點則換成紐約,一位金融才俊的家。表面上,舞台擺設成那個紐約人的家居,方正整齊地放著傢私。不過這個「家居」其實也是演員當下的劇場空間。隨著演出發展,這些最初分明的空間和身份配置卻越見模糊,Ian有時在傢俱之間翻滾跳躍,把室內化為「跑酷」(Parkour)穿梭的城市空間,後來更翻箱倒篋,使場景變得混亂。他沒有說明何時變成「跑酷」玩家,也沒有解釋為何要「搗亂」,把最初的設定顛覆了。

這種「不確定性」正好與主題配合。身份和時空游移不定,大可以一個「戲」字來貫串。演員在展示的是各種「高位冒險之戲」,都關乎人們向上之慾望和下墜的恐懼之間,那種無法確定的刺激。虛實難辨的「戲」的意涵豐富多樣:英國小鎮裡孩子爬樹的遊戲;魔術師的高空逃脫戲法;在城市穿梭的「跑酷」玩意──還有金融投機,表面上人們透過數學模型來預測,以為能知曉實況並加以控制,其實都是一場戲,直至經濟泡沫爆破之前,大家都信以為真。而劇場中所發生的也是戲,但這戲並沒有以藝術手段使觀眾投入敍事空間,暫時忘記真實時空;而是從一開始Ian便提醒觀眾「這是劇場」,似乎要坦白呈現「真實」的本相。但「真實」是甚麼呢?「模型」是關鍵詞,是世界的再現形式。例如「高斯關聯結構」是一種計算風險的數學模型;舞台上的擺設是家居的模型;戲劇也可說是世界的模型。人們透過「模型」去認知世界,卻未必覺察到模型與真實的分別。一般人認知的劇場是把真實世界的模型帶到舞台上再現,當Ian對觀眾談論劇場自身時,卻是逆向地把劇場重置於「真實」世界。吊詭的是,這個世界本身卻充滿了各種「模型」,世事根本就由各種的「戲」所構成。

但人們真的不懂分辨嗎?他們或許知曉,卻若無其事,那就是冒險產生快感的方式。即使他們知道市場是泡沫,但都相信自己會在泡沫爆破前抽身,在高處的邊緣獲利──倚靠的就是各種藉以認知世界的模型。當所有人都相信那些模型並按其行動,真假之間的界線會消解,就像演員和觀眾在現場共同確認「當下這是劇場」時,便難以再分「戲是真的還是假的」。若大眾習慣了世界以「戲」的形式運作,而關鍵是「若無其事」,那麼當模型的本相被坦率呈現之時,也是分崩離析之際。後來Ian把辦公桌的抽屜抽出來放在地上,把桌子豎立如柱,又把兩疊白紙拋起如雪花紛飛……就是模型解體之際。但他最後還是走上高台,作勢跳下──或許這種懸念才是人真正的慾望所在。

(原載於2014年5月《劇場閱讀》)

主辦︰香港話劇團
演出單位︰伊恩‧摩根 »
地點︰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日期︰20/3/2014

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影評:《香港仔》:難解的原罪

《香港仔》:難解的原罪


(原載於730視角
2014年05月23日)

大陸觀眾聲稱為了抵制杜汶澤而罷看《香港仔》,各地院商響應,致使票房欠佳。但這齣戲的題材是家庭倫理,屬文藝小品,本身就欠缺叫座力。然而,電影中滲透出的一種罪疚意識,大概只有香港人才能意會。這種「罪」會一代傳一代,難以解救,猶如咒詛,化為纍纍心結。吳孟達所飾之父親,祖父輩三代作漁民,在他那代便上了岸。因捕魚屬殺生,他便改行作「喃嘸佬」求積福。但他見家人關係不好,便想到是罪孽太重,無法消解。那麼放棄祖業是好事嗎?他卻自況如擱淺之鯨,上了岸便注定死亡。那便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困境。

人皆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前是小漁港,「上岸」百多年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今天很多香港人被指控不愛國,自由、民主、法治等價值被新宗主國視為須除之而後快的不利因素。殖民前後的歷史是不是祖輩留下來的原罪?但彭浩翔不像港鐵對宋朝古井那樣,無意深挖下去;歷史是危險的炸彈,處理時不夠小心會受傷。戲中眾位角色皆被過去的罪疚、迷茫和焦慮纏繞:古天樂擔心女兒是「遊艇女」,朋友卻引導他說那是小時候欺負女同學的報應;其姊楊千嬅則長期活在「不知何故父母憎恨我」的壓抑中,以致出現精神失常的徵兆。其實,會不會是人面對困境,才倒過來在過去尋找解釋?若那解釋只是一個心理代替品,難怪無法解窘。

電影的問題是,幾條故事線分配平均,但相互之間關係不大,以致情節鬆散。彭浩翔這次挑戰有人文情懷的題材,力有不逮,只能繼續耍小聰明拼湊各種「有趣」元素以維持可觀性。眾人的心結最後也沒有真正消解,罪疚無以被救贖,只能強調「呼」和「吸」之間的「忍」。古天樂飾經濟科補習天王,意味著「香港仔」再精明務實也只是為了活得沒那麼苦,卻不能奢談理想。





2014年5月9日 星期五

影評:《公義終站》日常生活的政治性

《公義終站》日常生活的政治性

又名:奧斯卡的一天 / 弗鲁特维尔车站 / 弗鲁特韦尔 / 水果谷 /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九二期.二○一四年五月四日)


一名手無串寸鐵、被制服在地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從背後開槍射殺了。這樣的劇情使《公義終站》(Fruitvale Station)被視為一齣政治性的電影──不單因為在美國,黑人被白人警察使用過度暴力對待的事件多年來從不間斷(例如二○一二年的Trayvon Martin案,槍殺黑人少年Martin的白人George Zimmerman獲判謀殺罪名不成立),更惹人注目的是這齣戲是真人真事改編,電影一開始便是案發現場的真實紀錄,由途人以手提電話拍攝下來。不過,《公義終站》也充滿典型的悲劇色彩:並不完美的主角嘗試憑自己的努力締造未來的幸福,最終還是敵不過殘酷的命運。導演兼編劇Ryan Coogler聚焦在主人翁Oscar Grant生命的最後一天來講述這悲劇。在元旦前夕,曾不忠於女友、犯毒坐過牢、上班遲到被解僱的Oscar決心改過前非,為家人和自己振作起來,在新的一年堂堂正正地做人。但新年的第一個日出還未來臨,他的生命便迎向終結。最諷刺的是,最後Oscar的母親跟家人圍起來祈禱求神醫治那年輕人,鏡頭一轉主角便斷氣了。上帝真的那麼殘酷?

或許最殘酷的是Ryan Coogler。對於「真人真事改編」的標記,有些人把焦點放在「真人真事」之上,有些人卻著眼於「改編」二字,察看電影跟真實之間有何分別。為了營造悲劇感,導演增添了不少虛構情節,加強了張力。例如有一幕在油站,Oscar跟一頭狗玩耍,但轉頭那頭狗便被車撞倒了,司機不顧而去。Oscar抱著狗,看牠在懷中死去,身上沾了血。這場戲令觀眾相信他本來就是善良的人,卻不是真實事件。電影也加插了一場Oscar在海邊撒掉大麻草的戲,顯示他即使丟了工作,也不願意重蹈覆轍(他已坐過牢),決意痛改前非。另外主角在城裡與一個陌生市民的對話也可能是虛構的:Oscar跟一位偶遇的男人說到自己想結婚但沒有錢,那男人卻說不要緊,自己結婚時也很窮,後來環境變好了;陌生人的勉勵使Oscar對未來的家庭生活更有憧憬。這些情節都在表達一個信息:主角是個好人,而且浪子回頭金不換,美好的未來就在前方。這種正面描寫的作用完全是為了跟主人翁悲慘的結局作出對比:Oscar愈有盼望,他的死亡便愈顯得悲慘,這件槍擊案便愈叫人髮指,所牽涉的種族議題便愈令人關注。

在美國,因為平民可以持有槍械,所以警察執法時特別緊張;但在香港,平民不能持有槍械,警察開槍的機會便小得多,相信《公義終站》在香港並不會引起太多有關種族歧視和執法暴力的反思。或許有觀眾會聯想起二○○九年的尼泊爾流浪漢林寶被警察擊斃的案件,事件的經過也同樣被人以手提電話攝錄下來。死者的父親看了兒子被殺片段後,便心臟病發逝世。最終開槍警察的行為被法庭判為合法,但死者家屬、民間團體和義務協助的專家卻提出了不少疑點。但香港和美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林寶案是一宗個別案例,也沒有引起太多市民的關注,不會像美國每隔一段時間便有類似的慘劇發生。  

《公義終站》最後以字幕交代槍殺Oscar的警員Johannes Mehserle最後謀殺罪名不成立,改判為誤殺,坐牢不夠一年便獲釋了。電影沒有從法理角度探討這宗案件,沒有交代開槍警員的辯解。Mehserle在法庭解釋,當時他企圖對Oscar使用電槍,怎料拔錯了手槍,釀成了大錯。這說法跟Oscar在現場目擊的一位朋友的口供相當一致。不過,即使Mehserle是誤殺Oscar,不代表沒有種族偏見的問題。在電影中,Oscar在地鐵回家途中遇上了一個白人「仇家」,被攻擊後反抗。白人警察接報「有人毆鬥」後出現,白人仇家已逃去,警察走進擠滿白人的車卡,眼看只有Oscar一個黑人,便把他拉下車。Oscar和他幾個黑人朋友被警察粗暴對待,直至奪命的槍聲響起。一如以往,事件發生後一度引發騷亂,並無助於種族融和、消除歧見--導演也沒有把騷亂的景象放在戲中。

Ryan Coogler繞過了案發後的法庭訟訴和倡議活動等更有「劇力」的情節,透過呈現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及其悲劇收場來作政治倡議。種族之間或其他類型的偏見往往源自有權力、處於優勢的一群沒有把另一方當成跟自己一樣的平凡人一般看待──不完美,但總可以改善。《公義終站》描述的日常生活情節,扣連上一個特殊案例之後,便顯得不再平常,增添了改變社會的力量。社會由不同各自有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個人和家庭所組成;洞察到他人的日常生活,就跟自己的生活一樣,其實關乎一種政治性的德行。覺悟到這一點的人,並不會討厭政治。


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

偽文青廣州書店遊

偽文青廣州書店遊

刪節版原載於
2014年05月02日

730視角 



是咁的,假期跟老友小明上廣州。小明愛好文藝,去旅行必到書店感受一下當地文化氣息。小明先到昌興街五號的學而優書店,就在商業街北京路旁的小巷裡。怎料只見大閘已關、招牌已拆。小明驚叫:「我查Google Map明明顯示在這裡的!」與其說信錯Google Map「中伏」,不如說以現在市場轉變的趨勢,一所書店之旋起旋滅絕不是一個網上地圖能追得上的。低頭看地圖太久,我抬頭伸展一下,卻看到三樓還有燈亮。既一場來到,不甘白走一趟,便冒險爬樓梯上去,原來是博爾赫斯書店的新舖,連招牌也沒有。老闆陳侗是藝術家,把博爾赫斯定位為藝術機構,令我想起香港的藝鵠。這店書不多,主要是一牆書架放滿了西方文史哲的大師級作品,當中特別多法國作家Alain Robbe-Grillet的書,都很乾淨。另外,書架上也放了一些博爾赫斯自行出版的小書,例如Samuel Beckett的語錄,只在這裡有售,小明便買了幾本當手信。

還有時間,我們便往北京路的聯合書店走,基本上是香港三聯的書城,兼售繁簡書籍,樓面也能容納展覽廳和咖啡室。這種複合式經營大概是今天書店求生的主流策略。被稱為「廣州版誠品」的方所書店(地鐵石牌橋站)也是類似模式,除了精品和咖啡廳還賣時裝,也是兼售簡繁體與英文書,設計類的大型書也很多,有點像Page One。大書店書種多,小明能找到一些其他書店沒有的,十分興奮;我卻嫌不少書有污跡、書角受損,寧願回北京路新華書店看,雖然很多書品相也不好,但書種更多。北京路再走一段,是「歌莉婭225號」,也是小明指定必去的朝聖地,和聯合書店一樣是舊式「騎樓底」建築復修,裡面有花店、咖啡店和展覽廳,還有號稱「世上最小舊書店」的彼得貓古本店(只是幾排窄書架),有日文、英文和繁體字書,售價並不便宜。「歌莉婭」本是個時裝品牌,跟聯合書店和方所都成了文化綜合產業,只是各成分的比重不同。

或許「歌莉婭」相對更能預示了「書店」的將來──只能以附屬的形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