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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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4日 星期三

影評:《離開他以後》/《她消失以後》

她離開他以後:一個故事,兩個世界

原載於「730視角」2014年09月22-23日
(又名他和她的孤独情事 / The Disappearance of Eleanor Rigby: Him and Her)

(劇透)

 

《離開他以後》和《她消失以後》的製作者真是勇氣可嘉,連這些療癒系文藝小品都膽敢分拆上市。在香港同期上映的不是上、下集,而是同一個故事(原名是The Disappearance of Eleanor Rigby),分別從男、女主角兩個角度敍述(分為Him和Her兩版本)。一對夫妻分手以後有不同的遭遇和心路歷程,但最堪玩味的則是兩者的共同回憶和經歷處處隱伏著細微差異。說這戲是「一雞兩味」並不準確,因為除了Him和Her兩個版本以外,還有第三齣Them。

兩齣《…以後》的取材跟比利時電影《傷失的情歌》很相似,都是有關夫妻二人在孩子逝世以後,因哀悼的步伐和形式不同而走上生命的分歧路。在兩齣電影中,丈夫皆比妻子更急於讓日常生活回復原狀,而妻子卻久久不能走出那悲傷的幽谷。《傷》的原名The Broken Circle Breakdown已提示了這故事並非療癒類型,而是一傷再傷,悲劇到底。因為孩子的死把夫妻雙方對「世上有沒有神」、「有沒有另一個可能世界」等等在信念上的深層分歧殘酷地翻出來,對失去孩子的母親而言,盼望須在一些「不科學」的信念裡尋找,丈夫卻不斷阻撓。《傷》和《…以後》的妻子都曾嘗試離開丈夫,同樣抑鬱到自殺。前者最終被丈夫逼上了絕路,後者則自殺不遂而慢慢重新上路。若果「距離」是人面對哀傷的關鍵(最少對戲中的女性而言),那麼《…以後》的創作者Ned Benson便把兩齣電影之間的距離恩賜予其女主角Eleanor--那幾乎是兩個世界的距離。原戲名暗示了女主角的重要性更甚於男主角。若你先看Him,大概會感到納悶而就此打住;若你先看Her,或會想看另一版本,藉以充份地了解整個故事。

《她消失以後》(Him)比較悶是因為太現實:如何找回妻子和繼續工作都是現實問題,眼淚須先收起來才能走下去。男主角把孩子的遺物全塞進儲物室裡,其哀傷只是被壓抑、推延(影像卻把角色的內在情感形之於外,保持著低沉的藍色調子),工作成了他給自己的藉口,直至他生意失敗之後才不得不面對。最後他搬家之時,幾番躊躇才有勇氣打開密室之門,觸碰亡兒舊物。敍事上,Him也是把「孩子死了」這事壓抑到後段,使觀眾一直不知到夫妻情變的原因,只能透過蛛絲馬跡去猜測。Her比較好看,故事開揚而不壓抑。雖然Eleanor一度難過得要自毁,她也一直很努力「回到正常生活」,只是丈夫成了其中最大阻礙,必須離開才不至於走上絕路。她離家實是回家--回到娘家,父母仍把她年少時的房間保存如昔。

Her比Him豐富,因為後者雖然不斷有行動卻只是在一個框框裡打轉,前者則透過與其他人不斷的對話,以及對往事的再三回溯,讓新的可能性浮現。這樣的療傷過程迂迴但綿密,也是繼續成長的契機。《傷失的情歌》涉及宗教信念與哀悼的關係,當中男主角只容許一個絕對的「現實世界」,扼殺了妻子在其他「可能世界」中尋找出路的盼望,終至徹底破碎。《…以後》分成兩齣戲,讓同一事件有兩種差異的情況並存,正表示了分成兩齣戲的策略,並不只是Ned Benson用剪接技巧來達成商業目的,因為Him和Her並非同一個故事世界的不同部份以兩種方式來組合,而是兩個「可能世界」並置對照。藉著兩個差異世界的距離,Eleanor才得以從喪子的悲傷草原拐回來。問題是,當導演推出Them版本時,若把差異性抹掉,等同自我顛覆,恐怕會顯得庸俗了--這是筆者不想看Them的原因。


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影評:《一切從音樂再開始》(Begin Again):知音難覓逢恨晚

《一切從音樂再開始》:知音難覓逢恨晚

  (原載於《時代論壇》1410期.2014年9月7日)
原名:Begin Again   又名 :歌曲改變人生 / 重新開始

 

老實說,單看中文戲名,《一切從音樂再開始》(Begin Again)令人想起電視台的音樂節目,不怎麼吸引。所以宣傳部門同時祭出《一奏傾情》(Once)編導 John Carney 的大名,才能叫影迷們張開眼睛、豎起耳朵。 John Carney 本身是音樂人,在前作中找來另外兩位歌手演出音樂電影,「刀仔鋸大樹」地獲奬無數。這次《一切》也是音樂電影,在故事情節上也有所延續:《一奏》講述街頭歌手遇到合拍的女歌者,一起邁進錄音室之時也互生情縤;《一切》則是音樂情人初嘗成功滋味後齊齊進軍紐約,關係卻遭逢考驗。兩齣戲好看的不只是音樂的部份,還有愛情,都以「相逢恨晚」這一招試圖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始終得不到的東西最難忘。

也許是因為前作之成功為 John Carney帶來更多資源和更大的信心,《一切》的敍述形式、故事情節和歌曲編排同樣比《一奏》更複雜多變。跟女主角姬達携手進軍紐約的男友戴夫才華橫溢,到美國發展不久便走紅,但他不是男主角;男主角是失意的中年製作人兼星探丹。電影最初的一段比較陳套,介紹丹這個美國電影中的典型失敗者:離婚、酗酒、失業,差點就要自殺……可說是了無新意。就在這時候導演在敍事結構上扭了一把,時光倒流講姬達跟戴夫抵達美國後本來逐漸適應,卻發現後者不忠,心碎分手。姬達投靠好友史提夫,被他帶到小酒吧看其演出(史提夫怕她獨留家中會自殺)。剛巧丹在這小酒吧買醉,得見姬達的演出,驚為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二人一見如故。當戴夫名聲日盛之時,別人只道姬達為他「背後的女人」,忽視其音樂才華;丹則在多年前跟好友創業發掘有潛質的音樂人,後者卻汲汲於追求金錢而忘記理想,甚至狠心地把老伙伴掃地出門。丹主動要當姬達的伯樂,卻須自行灌錄樣本唱片才能向唱片公司推銷。於是丹拉雜成軍,更想出了「在紐約各處現場錄音」的綽頭,以應付資金不足的問題。

筆者認為《一切》最好看的一場是姬達和丹同意交換iPod裡的「秘密歌單」,一邊在紐約街頭漫步一邊分享音樂,不只是以歌會友,而是逐漸從對方身上嘗到在「舊拍檔」那裡得到過的契合感。但導演堅拒荷里活的「情深對望、熱情一吻、乾柴烈火」的公式,在「對望」那一步點到即止,以含蓄的距離保持著曖昧,在觀眾的心裡慢慢發酵。年齡的差距並不是問題(若說成熟的丹勾起姬達的戀父情結也不會令人驚訝),但在導演 John Carney的心裡,若果要丹徹底擺脫「失敗者」的身份,大概還是要跟前妻和女身修補關係。似乎導演傾向較保守的「家庭價值」,在《一奏》的結局中讓女主角留在丈夫身邊,《一切》中丹也放不下前妻(也是音樂上的「舊拍檔」)和女兒,最終算是「大團圓」。但另一邊廂也有遺憾,遺憾才叫人回味。《一奏》固然如此,《一切》的姬達則是再三確認到她與戴夫之間不僅是愛侶的忠誠問題,也是音樂路上「道不同不相為謀」。戴夫把她創作的清新歌謠改編為搖滾大熱,但那首歌本是她送給他的聖誕禮物,是兩人之間的親密情歌,他卻視之為賺取樂迷愛戴的踏腳石。姬達希望他在演唱會能以原本的編曲來演唱,結果他還是唱那「大熱」版本,只道她看見「歌迷有多喜歡那版本」後會有所認同,結果只是令她死心決絕--到底二人已走上了沒有交匯點的分叉路。


John Carney的音樂電影不像那些把對白以歌曲形式唱出來的歌舞片,也不是變種的長篇MV特輯,把那些跟故事關係不大的歌硬插進戲裡,而是以寫實風格講述音樂人的故事。對這些人來說,唱歌奏樂是生活的一部份,其創作也反映其際遇與感受,我歌唱我心。若果John Carney下一齣也是音樂電影,是否仍會繼續以音樂人為主角?那會否成為一種創作上的框框,抑或會開發出一種新類型?



see also:

《初戀無限Jam》(Sing Street):痛快與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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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日 星期一

《未夠秤》:他叫馬雲祺,另一位是黃之鋒

《未夠秤》:他叫馬雲祺,另一位是黃之鋒

 (原載於《時代論壇》1405期.2014年8月3日)


「未夠秤」的說法本來帶著輕貶之意,就如早前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裡,建制派主法會議員蔣麗芸跟「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同台辯論,前者理屈辭窮之際,竟質疑主持人何以邀請一個「未夠秤」的人來,「要怎麼討論呢?」,正正犯了「訴諸人身的謬誤」(ad hominem fallacy),彷彿未成年者的論點便總是不合理。英國導演Mattew Torne自資拍攝的紀錄片《未夠秤》(Lessons in Dissent)之中文片名難免帶著反諷甚至是挑釁的意味:年紀小又怎麼樣?戲裡兩位主角黃之鋒和馬雲祺皆從未成年的時候便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對社會事務既關切又深思。紀錄片不同電視新聞,不只有短短十數秒的sound bite,深度和廣度都更優勝。很多人認為參與社運的青少年不夠成熟,沒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和辭令,背後一定有人操縱,或許他們看過《未夠秤》後會改觀。

有些人在《未夠秤》的海報上看到黃之鋒的樣子,便提不起興趣,不是因為他們討厭這少年,而是因為他們已看膩了這傳媒寵兒。所以這齣紀錄片在香港上映的意義便會跟其在外國影展上映有所不同。對外國觀眾來說,可能只是兩位性格和位置不同的社運青年的對照;對於香港觀眾而言,則感到一種「難以平衡」的感覺。有趣的是,導演並沒有找來另一個同樣充滿領袖風範卻備受忽略的年輕人跟「已成名」的黃之鋒比較,嘗試「捧出」另一個社運明星,而是找一個不善辭令,更喜歡默默耕耘的人。這種對照意味著,若紀錄片比一般新聞報道有更多機會去發掘黃之鋒的「背後」,那並非單單指向他的成長背景,甚至不是其他「學民思潮」成員,而是在另一個社運團體裡作支援角色的人。而這「背面」也有「對倒」和「鏡像」的意味──黃、馬二人其實從小在同一屋苑長大、上同一所中學,私底下沒有交往,卻不約而同地走在社運場上。

若馬雲祺跟黃之鋒猶如銅幣的兩面,那前文提及的「失衡感」該從何說起?社會運動若沒有領袖,便會是一盤散沙,但缺乏了群體,卻跟本不會存在。馬雲祺在片中帶出的是群體的重要性──他的綽號叫「馬仔」,剛巧「馬仔」在俗語中有「手下」、「支援者」的意思,並且常作眾數使用。這樣導演便須面對一種內在的張力,就是在群體與個人之間,攝影機該把其焦點如何分配的問題。像「馬仔」這樣的支援者是社會運動的真正主體,而像黃之鋒這樣的領袖總是少數,卻總是得到最多的關注。原因之一是講求「速食」的傳媒習慣了把資源高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製造出來的「名人」更易於吸引閱聽人;另一方面是社運團體的動員策略,讓一些能言辭辯的人走出來,是理所當然的分工模式。但在這齣紀錄片中,導演打算讓馬、黃兩位少年把篇幅平分,讓馬雲祺得到在其他傳媒裡不會得到的重視,而這都是個人性的,便不免跟其「支援者們」的身份有所衝突。有趣的是「馬仔」正缺乏了一個「傳媒寵兒」所擁有的特質,既沒有一語中的的sound bite,也不像黃之鋒那般打開家門讓記者進去採訪。導演沒有拍到他的家人,反而拍攝了他所支援的「社民連」和「民間電台」。這裡馬、黃二人之間再次產生了一種對照:黃之鋒的理想主義的奉獻精神有其基督教信仰之根源,而馬雲祺則傾向馬克斯主義,當導演無法採訪其親人之時,則轉向其所屬群體;後者如他的「第二個家」,當中的同伴和師友就像家人。這種社群帶著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影子,就如教會是信徒的「第二個家」。

 在電影的後半部,竟出現了第三個焦點人物:政黨「社民連」的領袖之一吳文遠。在群體中,他就像馬雲祺的兄長一般,在行動上「馬仔」大多是作他的支援。導演以「橫切面」的方式拍攝這電影,把範圍集中在二○一二年這「多事之秋」,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反國民教育運動等盡發生在一年之內。吳文遠參選立法會議員,而馬雲祺是其助選團成員,而焦點則漸漸從馬的身上移至吳的身上。於是有些觀眾會感到奇怪,為何導演會放那麼多吳文遠的鏡頭進去?當中可能是製作上的問題:在默默耕耘的「馬仔」身上不易產生「能用」的鏡頭,在訪問他的時候或許會有很多沉思而無言的時間;或許會有一些因為仍未組織好而蘊含內在衝突的論點……反而在吳文遠身上找到「能用」的鏡頭不難,因為他正處於像黃之鋒那種能言善道的領導位置。那麼導演的貢獻和限制同時呈現於馬雲祺這部份,即是說,一方面電影讓「馬仔」這類常被忽略的社運主體露面,同時也使這種表達形式的缺陷「浮面」──若「馬仔」的特點在於其隱微而沉默,影音媒體又如何將之再現?電視新聞要呈現的是「動作場面」,於是觀眾只能看到行動者們與警察之間衝突的畫面,卻無法透過攝錄機觀察「靜坐五小時思緒連翩」的狀況。

  其實馬雲祺並非「沒有可拍攝畫面」,他常走在示威者前列,曾因參與焚燒區旗而被拘控;也許是為了與主流傳媒區別開來,Matthew Torne並沒有拍攝馬雲祺在示威時的「動作場面」,而是紀錄他談論公民抗命的內容,顯示出他行動前已有認真思考過其理念與後果。然而行動者那些隱微、沉默而重要之處仍然位於鏡頭之外。怎麼辦?其實一直都有電影工作者嘗試開拓這種媒體本身的界限,例如以虛構的體裁再現真實用(青年導演盧鎮業的劇情片《春夏之交》的男主角就是處於社運後援的位置),或者使觀眾直視那些「不好看」的場景(例如日本導演小川紳介會呈現十分冗長的社運會議過程)。那麼,若果《未夠秤》能以五分鐘拍攝馬雲祺默默準備宣傳單張的過程;或不加剪接地呈現他一邊思考如何回答記者的問題,一邊修正其思緒的情況,甚至連當中的dead air時刻也完全留下,或許便能捕捉到這類「社運馬仔」的沉默背後的巨大能量,與黃之鋒的詞鋒對照時,也不會失去平衡,而是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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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南的舊書店說起


從台南的舊書店說起


原載於「730視角」2014年08月27-28日


草祭二手書店的開放式書倉,正向著大街

台灣作家蘇偉貞喜歡把老家台南稱作「南都」。這是一個滿布歷史痕跡的古都,但「舊」並不代表「殘」──你看看台南的舊書店便知道了。

若在台南只留兩天,最好在中西區孔廟一帶找民宿,這一帶可叫文藝愛好者流連忘返。自孔廟沿著大馬路往北走五分鐘,便到台灣國立文學館,就在市中心的巨型迴旋處。往南走五分鐘,則找到「草祭二手書店」。當「誠品書店」成為遊客朝聖景點之時,「草祭」則採取了「反遊客措施」,嚴禁遊人拍照,也只招待會員。交了一百元入會費,可獲得一百元書券,於是排拒了「到此一遊」的遊客,留下了更安靜的閱讀空間予愛書人。

「草祭」的空間十分大,佔用左右兩個單位,並設上下兩層,可比香港一般連鎖書店的面積。有趣的是,雖然店內列明不准拍照,內裡陳設卻別有心思,引人舉機。走進內堂,無法直接走過去末端的書架,因為中間地庫和一樓的地板打通了,像一個峽谷。右手邊一列兩層樓高的書牆,從地庫伸至一樓天花,書牆上放了一把兩層樓高的竹梯。地庫有一些很精緻的家具,全都跟書牆和竹梯一樣,標示著「不准拍攝」──但書店老闆蔡漢忠原是個攝影師。

離開「草祭」,沿南門路往南行約二十分鐘,在南寧街轉左、慶中街再轉右的話,便見「城南舊肆」,是蔡漢忠最近才開設的舊書店。這裡的面積、裝潢和選書跟草祭大同小異(英文的人文類學術書更多一點),但不需入會!回到南門路繼續南下約五分鐘,過了五妃街,就是另一所規模較小的舊書店「雲海二手書店」(也有兩層)。這裡的燈光和擺設未必及「草祭」那般講究格調,但也是整齊光鮮。書店近大門處擺出一些較近期出版的二手書,二樓則有一角放有大量漫畫,這兩點算是「雲海」比較特別之處。

在香港,或許舊書店會給讀者一種燈光昏暗、紙頁殘破、空氣霉濕的印象,但在台灣很多舊書店都十分整潔光鮮。以下是給「偽文青」的「貼士」:若「誠品」在香港意味著「有品味」,在台灣則不然,因為「誠品」太商業化,舊書店才代表「格調」。像台北的「舊香居」已成藏書家的樂園;「茱莉二手書店」在多個台灣大城市都有分店,設備和規模皆不下於新書連鎖店。不少舊書店皆採用暖色系的燈光的書架,予人舒適和優雅的感覺;書本的品相也很好,大部分拿上手跟新書分別不大。

「草祭二手書店」採取會員制,減少人流。這種「趕客」的策略似乎十分有「霸氣」,在寸金尺土的香港簡直是不敢想像──開獨立書店已經是傻子才會做的事,開舊書店是傻上加傻,現在還要遏止人流,怎麼做生意呢?然而「吊高來賣」也是一種商業策略。「草祭」本來就因為有名氣才吸引到遊客,加上「只招待會員」的大門,半張半掩,跟那些精心布置但不准拍照的傢俱同樣玩著欲拒還迎的遊戲。打通地庫和一樓地板的「峽谷」設計,使一室圖書可望而不可即;讀者花一番力氣才能觸摸那些書,也就不捨得輕易回去。

但賣一本書能賺多少錢呢?更何況是二手書(通常是原價的五、六折)?對香港讀者而言,像「草祭」和「城南舊肆」這樣偌大的二手書店本身已成奇觀──畢竟那裡賣的是舊書而非富人收藏保值的古書(例如一本喬哀思的《尤利西斯》初版可賣三十五萬港幣)。那是高地價所不容的東西,與奢侈相對的另一種價值所在。台灣的舊書店告訴我:舊書不是貶值的賤貨(像大陸折扣書店那些便宜得「斷斤秤」的倉底貨),也非可作投資的古董。

一本舊書有其歷史,就像一個城市。舊書從一個讀者傳到另一讀者手上,恍如盛載著知識的小舟,而讀者是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