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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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0日 星期五

影評:《頭條殺機》:一個《新聞報道》成了「台慶劇」的時代

《頭條殺機》:一個《新聞報道》成了「台慶劇」的時代


[原載於《時代論壇》1429期,2015年1月18日]
(又名:獨家腥聞 / 夜行者/ Nightcrawler)



科技是中性的,資訊也沒有良知,在這個資訊科技主導的世界,資訊只是一種跟金錢和權力互換事物。《頭條殺機》(Nightcrawler)所揭示的傳媒業並不是甚麼「第四權」,也跟公眾教育無關,只是一門生意。主角Louis本來只是一個失業鼠竊,受過任何專業訓練,最後卻成為了一個新聞製作公司的老闆,邁向成功之路。因為科技發展,一個普通人不用太多錢也能買到攝錄和剪接的儀器,技術也能自學。Louis的「營商之道」也是從網上商務課程學回來的。他學會了一大堆接近廢話的「原理」或「金句」,學懂以生硬的笑容配合自我推銷的辭令,也許也從中領略了一些跟人討價還價的策略--然而他只懂價格,卻不知價值。


Louis的拍攝題材並不在於「新聞價值」而是「新聞價格」。當他發現「自僱突發記者」是一門有利可圖,而且門檻極低的生意時,便一頭栽進去了。觀眾漸漸發現他是一個沒有良知、沒有感情的人;也可以說,Louis是現代資訊社會的魔性之具體呈現。傳媒到底也是生意,商業競爭激烈,新聞越來越嗜血,觀眾口味也越來越重,惡性循環,已是老生常談。為了降低成本,商業機構僱傭零散化,連新聞業也不例外,才給Louis這種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有機會入行,專門拍攝深夜發生的意外和罪案。Louis對此自是如魚得水,長期自學的習慣讓他很快便掌握了「越血腥越好賣」的竅門,也聘用了一名工作經驗更少、更窮,卻沒有他那般冒進的年輕人作助手,讓他在追趕新聞的同時可以實踐一下自學回來的商業知識--其實也是一些「假大空」的「語言偽術」而已。既然沒有甚麼專業倫理和價值規範,只有煽腥色的需求,Louis後來更肆無忌憚地擺弄案發現場、虛報消息。


飾演Louis的Jake Gyllenhaa犧牲了本來的俊削面容,減重了三十磅,凹陷的臉容上瞪著唬人的大眼睛,反射著不知從哪而來的燈光,猶如電視機的屏幕,十分詭異。Jake Gyllenhaa很傳神地演繹出Louis那一種虛偽的特質,並不是人前人後兩張臉,或言行不一這等一般人身上也帶著的缺點。Louis的虛假背後,並沒有真誠存在。Jake Gyllenhaa很有技巧地讓Louis時常掛著一副「面具臉」,但這面具是不會有卸下來的時刻。他並不是把臉譜內化了,而是面具後面根本甚麼也沒有。這其實是嗜血傳媒商業的「魔成肉身」:新聞不再「傳真」,人們再沒法從「虛假」的報道層面回到「真實」的現場,因為現場也沒有真實。Louis是典型的「反社會人格」角色:沒有憐憫心、愛操控別人、習慣撒謊,性格結合工作,結果便是親手促成罪案,視人命如草芥,只為了得到獨家的精采畫面。所以「案發現場」也不是真實的,罪惡源頭反而來自觀眾。然而,觀眾也不是唯一的源頭,因為慾望與貪婪已充斥於整個制度與文化中,呈螺旋式沉淪之勢,因此Louis能反過來使其他富有經驗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墮落,繼續培養大眾的惡性口味。Louis那雙屏幕般的眼睛,沒有靈魂,是沒有內涵的平面,只會倒映著虛無。

最後手沾了血的Louis事業更上層樓,繼續以「語言偽術」剝削別人,以製作戲劇的手法來報道新聞--這都令人無法不想起今天的香港。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影評:《冬日甦醒》:燒銀紙與爭尊嚴


《冬日甦醒》(Winter Sleep):燒銀紙與爭尊嚴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5年1月13、16日)
[又名:冬眠/冬日蘇醒]


(劇透)
信不信由你:批評「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偽善」的人,往往也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土耳奇國寶級導演努瑞.貝其.錫蘭(Nuri Bilge Ceylan)的新作《冬日甦醒》(Winter Sleep)的主角正是一個這樣的人:已上岸的舞台演員、現任專欄作家、有幾個物業收租、終日躲在雪山之上經營酒店--還有點閒錢做善事。

不少評論者對這齣戲的解讀也是對主角及其所屬階層加以鞭撻,當中提及的一幕,在戲中實在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主角是房東,其中一個租客因窮困而欠租幾個月,有一晚主角妻子在晚上到訪租客家,把錢塞給他們,租客/戶主卻把錢丟進火爐裡,以取回「尊嚴」。一種解讀是,主角妻子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施捨給一向被其剝削的窮租客,其實是二次羞辱。把錢燒掉,是窮人最後的反抗。戶主和他哥哥常常把尊嚴和羞辱掛在口邊,他們一家與主角一家的交流除了基於經濟關係,就是有關尊嚴。戶主因為妻子被冒犯、復被鄰人恥笑而傷人報復,要坐牢,後來也失業,意志消沉;其兄是神職人員,成了一家支柱。因為沒錢交租,主角的委託人找來「收數佬」及警察到他家,在孩子面前毆打過戶主,也搬走了電視機和雪櫃。這些都被戶主視為「在鄰居之間羞辱我們」。後來戶主的兒子用石頭打破主角的車窗,主角及其委託人帶著孩子到家討個說法,也繼續被視為「找碴子」,戶主打了兒子一記耳光,徒手打破自己一扇窗,然後幾乎要打起來。後來戶主哥哥低聲下氣地找主角交涉過幾次,嘗試帶孩子親自登上高山找主角道歉,孩子不願哼聲,便暈倒了。後來就是贈金和燒錢的事件。

因為貧乏,戶主挽回尊嚴的方法就是施以傷害:自我傷害(打妻子、打兒子、打破窗子)或傷害別人(以刀捅人報復、以燒錢來羞辱主角妻子),彷彿實現了「傷害不是有錢人專利」就是平等。認為燒錢一幕摑了「中產階層偽善」的評論往往不會提及這場戲的結尾:戶主以夾雜著忿恨與得意的神情看著大受打擊的主角妻子,突然察覺他的兒子在門縫後看到這一切。孩子依舊沉默,其神情卻反映他並不贊同父親的做法,只是把門推回去並走開。戶主的「尊嚴」才剛拿上手,卻倏地如那些鈔票一樣被毁掉,心中有愧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淚。他們一家到底需要那筆錢,不論施贈者動機如何。若觀眾認為主角妻子是「虛偽的離地中產」,只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才「利用別人的需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施捨的話,就產生另一個問題:要怎麼做才不虛偽呢?把欠租的人一家老少馬上趕走便不虛偽了。高調地免租並把電器送回去?也避不了「在鄰居面前丟臉」的顧慮。主角妻子其實是偷偷地夜訪租客,在內室才把錢拿出來給戶主哥哥,剛好被戶主闖進來見到了。這種姿態有多「高高在上」呢?老人要看病、孩子要吃飽,那筆可解燃眉之急的錢,要怎樣處理才「離地」、怎樣才「切身」呢?

錫蘭跟他妻子一起創作這戲時,並不只把階級衝突寫進去,還有父權的問題。男主角固然是父權的集中體現:在家中老夫少妻,失婚的妹妹也投靠他(總要找個男人一起);在社會上他有錢,也是騎著別人;文化上他當然自命有道德有理性,報紙專欄也給其批判別人的話語權。他的妻子沒有工作經驗,夫妻感情日淡,只能做慈善工作以排解空虛。但「不貪錢」的戶主也不是英雄;他在社會中被欺壓,在家中卻是「主人」,打老婆、打孩子;燒錢報復羞辱了別人,卻賺不回尊嚴,反而在孩子面前蒙羞了。批判、強制和報復並無帶來尊嚴,自省和悔過才帶來和解及互相尊重的可能。男主角的問題正來於其自義,自問在各方面皆做得無瑕疵,實際上身邊人卻感到受傷害;反而最後他醉酒,嘔吐失態之時,才懂得自嘲,看到自己生活很多事情其實皆屬「無謂」。

筆者的解讀是:主角的妻子拿錢給欠租者,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因為她目睹男孩暈倒,母愛之情被觸動了。把批判之刀轉為接納同理之心,方可從自義的困境中走出來。當主角視角轉變後,他和妻子之間復和才有希望:目光不再是朝向自滿的「我做對了甚麼」,而是「我無法做好甚麼」,因而需要其他人、需要愛。


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影評:《頭號公敵》-- In Peace We Distrust

《頭號公敵》-- In Peace We Distrust

(又名:最高通缉犯, A Most Wanted Man, 谍报风云(台) )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四二七期.二○一五年一月四日)




諜戰片的主角不一定是渾身肌肉的動作英雄,也可以是挺著大肚腩的中年漢。《頭號公敵》(A Most Wanted Man)的主角Günther是德國的情報人員,擅於諜戰攻防;其工作並非拳拳到肉,卻可句句入心,因為他的專業技能是以心理戰略取得情報。「肥佬影帝」Philip Seymour Hoffman把Günther這個玩弄情感的高手演繹得恰到好處--他不是像007那樣風流地偷走女人心,而是為了完成任務,對各類能利用的人皆熟練地交替使用誘之以利、威之以勢、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手段。這也造成了他的困境,就是他經常要在短時間內作出重要判斷,不能拖延也不能出錯,因為犯錯的後果十分嚴重:「萬一這個人在市中心發動炸彈襲擊怎麼辦?」他必須清楚辨明哪些情報可靠、哪些不可靠;哪個人可信、哪個不可信;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不可靠,常常說謊,甚至操控別人代他去欺騙另一人的感情,以完成任務。而最教他吃力的是,在波詭雲譎的跨國政治場域裡,不單西方與中東有衝突,不止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反恐」合作暗湧處處,就連德國內部負責情治國安的部門之間都有角力。於是整齣戲所集合的,就是各個層面、各個單位之間的信任/背叛的遊戲。

Günther外表看來跟一個普通的中層主管上班族沒甚麼分別:身型擁腫顯示他缺乏運動,滿臉疲憊代表他工作量大、煙酒不斷反映其長期承受壓力。他早前任務失敗,大概因此被調職漢堡,發現了一個來自車臣的可疑男子Issa(「當然」是個穆斯林)偷渡入境。Günther認為Issa並非來策動恐怖襲擊,卻有利用價值,可助他找到慈善家Abdullah資助境外恐怖組織的罪證。另一個找上Issa的人是維權律師Richter,本來只想幫他回復正常生活,得知有情治單位盯上他後,則協助他逃亡。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運作下,這些都是徒勞的,Günther抓了Richter,要求她引Issa入局 ,放線釣Abdullah這條大魚。結果Issa真的上當了,而那正因為他不是恐怖份子。他承繼了俄國父親的大筆遺產,卻恥於用來揮霍,因為按著其信仰,其父是個大罪人,那些都是骯髒錢。Günther讓Richter誘導他把錢捐給Abdullah做善事,繼而請君入甕。Günther本職是要對付壞人,卻反而利用了別人的善心。或許他也有點過意不去,心裡還有點溫熱,願意開出條件,讓Issa取得護照,能過回「正常」生活(縱使一貧如洗)。老實說,他背後還頂著德國內外的同行的壓力--後者眼中Issa可是貨真價實的恐怖份子。那樣說,Günther跟其他政府部門的中層官僚沒甚麼分別,一方面仍有機會在前線接觸到群眾,體會到他們的需要(他連Abdullah的心態也能體諒,並不視之為惡人),另一方面則是地位越高越「離地」的上司及各類VIP,唯有在有限的空間中尋求轉圜餘地,讓各方都滿意。那麼他那些充滿欺哄的「情感工程」,未免是退而求其次的圓滑手段,只要不穿幫,等到輕舟已過萬重山,或許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得到的最完美的結果。  

結果,原來Günther才是被放出的線。他以為取得了高層的信任,其實還是不被信任,而代價則是Richter對他的信任,以及Issa對Richter的信任和感情--他可是把母親遺留的飾物都送給她的啊!但更大的代價是,除了信仰以外一無所有的Issa,可能從此走上「聖戰」之路。《頭號公敵》對「信」這回事作出了強力的諷刺:西方「反恐」的人把信用跟欺騙一樣視為工具(就像香港警察的委任證一樣,喜歡便戴,不喜歡便不戴),相對而然,他們眼中的恐怖份子的「恐怖」之源正是連性命也可以犧牲的信念。Günther的困境在於他對這個「信」字還有點認真,卻以欺騙為業,結果也被騙。他以為附和有合作關係的美國外交官「我們都是為了一個更安全的世界」便能達到互信,他來真的,對方卻是來假的,他那點對「信」的執著卻是影響其仕途之關鍵。 要泯滅人情才可以升官發財的世界,是更安全,還是更恐怖?不少人說小布殊發動的「反恐戰」是宗教戰爭,《頭號公敵》告訴我們,其實這根本是「反信仰」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