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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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0日 星期四

影評:《亞當之子》:在裂痕中遇見神

《亞當之子》:在裂痕中遇見神



(原載於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中學生雜誌Catch#107)

不同的宗教都有靈修的傳統,路徑不一;而一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興起學習冥想之類的方法,尋求心靈的平安,也類近靈修。對很多人來説,靈修跟讀書一樣,最好有一個清靜的房間,讓人專注地讓心靈沉澱,與至高者聯繫。但這裡想説的卻是:受苦的身體在鬧市的邊緣,如何談得上靈修?

《亞當之子》是一齣有關西安露宿者的紀錄片,導演陳長清用了數年時間,在街頭抬著攝錄機,跟那些在路邊捱餓受冷的露宿者們相處。有路人關心起來,對著鏡頭嘆道「朱門洒肉臭,路有凍死骨」。電影沒有觸及政府有否相關的責任與角色,但拍下了當地教會對露宿者的惠慈工作。電影的「主人公」王歡既是露宿者,也是教會義工,跟教友給其他露宿者添衣送飯。

黑白高反差畫面所呈現的,並非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王歡信了耶穌,在物質上稍得接濟,但教會並不能給他一個安穩的居所。這個十多歲的少年,並無以一種「福音節目」中常見的正面姿態「講見證」,反而顯露出其掙扎和軟弱。影片甫開始便是王歡剛從警察局走出來,流淚懺悔的情景。他因偷竊而被捕了,以身上所有的錢財保釋自己,猶幸在嚴寒中有其他露宿者替他找地方過夜。顯然信仰並沒有令他馬上脫離罪惡,也沒有擺脫貧困。導演陳長清有意擺脫那類「關顧貧窮」電視節目的形式,沒有像新聞記者那樣把主人翁流落街頭的來龍去脈講清楚,更抗拒放大低下層的光輝一面來「感動中國」。或許在一個專制和腐敗的政權治下,他無法講清楚--又或者講清楚也沒有用。

其實還要再現些甚麼呢?無數的露宿者窩在街頭,天天翻垃圾筒找尋可變賣的物資或剩餘的食物,難道還有誰要看電影才知道嗎?於是陳長清乾脆反其道而行;他不要「揭秘」,反而把電影的敍事剪得支離破碎,沒頭沒尾,甚至前後矛盾。那麼電影便能以破碎之意象來呼應露宿者們破碎的身、心、靈,以及一個撕裂的社會、人們分裂的人格。起初王歡說自己從小便沒有了父母;後來卻有一個像是他「父親」的人物出現;再後來,王歡邊哭邊走,激動地說讓「他」打死自己也不怕,只是還牽掛著「母親」……那個「他」是其父親嗎?但「他」手腳傷殘,怎樣有能力虐打十七歲的少年呢?陳長清沒有清楚地梳理這些前後不一致的細節,故意把敍事碎片中的縫隙暴露出來。裂痕從外部的人生經歷蔓延至個人內心的深處。因為極度的貧窮,基督徒王歡仍是一個賊,電影那粗糙的黑白畫面令人想起意大利導演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的新寫實主義經典《單車失竊記》;戲中的父親單車被偷了,失去了工作,在困窘之中唯有偷別人的單車,卻失手被擒。他們都是典型的「被罪者」,也令人想起保羅說的「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馬書718)的困境。不過陳長清對於這種「人的分裂」並不只是悲憫,也有反諷:前文提及那位控訴貧富懸殊的路人,激動之時一度說要把外衣脫下來給露宿者,但他並無實行出來。另一方面,教會的幫助也是有限的;例如一位常常跟王歡一起派發物資的信徒,也有顯出「單顧自己的事」的時候,並無法完全滿足王歡和其他露宿者身心靈的需要。



誠然,天國在天上,信徒卻祈願「在地若天」,這是教會所面對的最大悖論。教會的工作始終無法代替上帝的救恩,信徒也只是蒙恩的罪人。王歡依然痛苦,但信仰給他的改變,不在於得到了很多而擺脫貧困,而是給他付出的機會,有力服務其他受苦者。耶穌曾對門徒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 : 35-3640)甚麼?探監?比喻中,耶穌並無把坐牢的原因限定於「為義受逼迫」的狀況。無衣無食的窮人和失去自由的犯人被歸為一類,就是「作在他身上就如作在主身上」的一類。道成肉身,神成了人;基督不但取了窮人的樣式,更取了犯人的樣式,以無罪之身為所有人的罪代贖,這本身也是一種撕裂的樣態。你可以說得救的王歡仍然活在苦罪之中,也可以說神藉著他讓其他苦罪中人蒙恩。與其說苦罪中人進入教會,不如說是基督的身體流落街頭,捱餓受凍。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是撕裂的身體,如無酵餅被擘開,「為你們捨的」。


《亞當之子》的意象、敍事、人物皆呈裂開之勢,猶如被剖開的祭牲。通常靈修講求的是專注,但流落街頭的人連安靜睡眠的空間也缺乏,尋求「專心默想」可謂奢侈。王歡一次又一次在街上流淚禱告唱詩,呼求神赦免他的罪時,其境況跟「心中有兩個律」的使徒保羅是同樣的撕裂。若然世界和人的生存狀態根本是裂開的話,人會否也可能在那些隙縫中與神相遇?


2015年4月5日 星期日

影評:《最暴烈的一年》:陰影中的美國夢

《最暴烈的一年》:陰影中的美國夢

(原載於《時代論壇》#1439 - 2015年3月29日)
[又名:暴力年代/ 至暴之年/]

《最暴烈的一年》(A Most Violent Year)所指的是1981年。那些年,美國甫經歷過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列根剛勝選上台,即將引領世界迎向新自由主義的時代;紐約市仍是罪惡之都,商界、黑道、警察三方勾結是常態。對於電影創作者來說,這則是轉折之年,嘗試把把主角於一個月內的經歷視為時代的橫切面,以求見微知著。

男主角Abel是個南美新移民,熱油(Heating Oil)事業發展到一個樽頸階段,須在三十天內籌得足夠資金,完成一個倉庫的交易。成功的話,他可能藉此拋離競爭對手,甚至改變不乾不淨的市場環境。但屋漏兼逢夜雨,Abel偏偏在這期間接連遇上公司運油車被劫、面臨官方檢控、銀行拒絕貸款等「阻滯」,周轉不靈。若他無法完成交易,不但生意失敗,甚至要面對牢獄之災。

創作者採取了以小見大的敍事手法,結構濃縮。主角聽著的電台新聞廣播扼要地提供了當時的政治和治安等背景信息。這對於那些不了解當時美國社會的觀眾來說,或會感到其交代不清不楚。另外角色的演繹方式和視覺傳達上也是一致地低沉壓抑:男主角大部份時間皆沉著忍耐,即使要爆發也旋即把情緒壓下;在日光之下活動的不多,因為Abel銳意把從黑幫岳父手上接過來的生意「洗白」,堅持以談判代替血拼,因此一次又一次兵不血刃的對奕皆在光線昏暗的室內完成。鏡頭運用也是節制的,在同類型電影中常被濫用的手搖鏡不多,不徐不疾地鋪陳著連番生變的情節,也配合了主角的壓抑情緒。

電影的格局某程度上繼承著《教父》的類型,其對「美國夢」的刻劃也令人想起劉偉強執導的《青龍》。雖然Abel不斷強調他要擺脫這行頭的黑道特色,再三拒絕其妻(始終是黑幫千金)以暴易暴的建議,也不准轄下車隊司機配槍以對付搶匪,但他始終幹了不少違法之事才能渡過難關(雖然往往是他的律師和妻子所作,他也免不了責任)。所以與其說主角是一個把黑暗轉變為光明的英雄,不如說他像那些白色的巨型貯油桶,內藏黑色的油才是關鍵。排拒黑幫手段本身也是手段,Abel其實是個冷酷無情的人。為他工作的司機Julian是其同鄉,發著同樣的「美國夢」,希望像前者一樣,努力工作,把握機遇,取得成功。可惜他兩次在運油時遇劫,心理創傷加上違法配備的護身手槍終使他變成一個逃犯。美國夢碎,Julian也許感受到老闆對他的關注只是為一己的事業而服務,而非真切的關懷,最後絕望地自殺--那時候,Abel己完成了油庫交易,遙望對面河岸更繁華的區域,在夢想之道又邁進了一步。Julian這時走出來在當眾自殺,血濺於貯油桶上,換來的是流出的黑油,彷彿在提醒觀眾光輝的「美國夢」實有其陰暗面,也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若這個「黑金漂白」的故事標誌著「最暴力的一年」,那就意味著當暴力隱身在光輝背後時會更加可怕,藏在繁華對岸名利場裡面的是更大的邪惡。這不禁令人聯想:雖然《最暴烈的一年》質疑的是「美國夢」,若果換上「獅子山下」精神,又會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