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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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

影評:《十年》:唔想咁樣,可以點樣

《十年》:唔想咁樣,可以點樣

(原文載於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刊物《Catch》第 111 期)

《十年》是尋求自我推翻的預言。雖然《十年》計劃的創作人說這不是預言,因為他們不欲想像的內容成真,但那橫貫五齣短片的焦慮和恐懼瀰漫戲裡戲外,不是天馬行空地想像未來,而是按現況而順勢推演。《十年》內五齣戲的調子輕重有別,但實際所指皆是悲觀的——五至十年後,社會只會更差更壞,分別只在於各人對此的態度和反應。歐文傑導演的《方言》和伍嘉良的《本地蛋》聚焦在小市民「搵食」時所受的衝擊;黃飛鵬的《冬蟬》及周冠威的《自焚者》在絕望和希望之間踏上殉道之途;郭臻的《浮瓜》和《自焚者》皆描繪政、商、黑、警、傳媒等各界沆瀣一氣之墮落景象;而《浮瓜》和《本地蛋》都觸及南亞裔香港人的邊緣處境,點明「本土」想像中不能忽視的一塊拼圖。
五齣短片的共通點,是皆有「超前回顧」的時間意識,想像於將來回看今天,會否有何「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處?那麼今天是否可以著手預防那令人恐懼的未來降臨?雖然戲終以字幕卡「畫公仔畫出腸」地點題,以「為時未晚」取代「為時已晚」,勉勵觀眾求變(或守護不應改變的),但焦慮的意識著實令人難以迴避。為甚麼?除了打頭陣的《浮瓜》以 2020 年為時空背景,其他皆以 2025 年為期,但觀眾所看其實跟現實的分別不大:被政治灌輸的少年軍、港獨的抗爭與壓制、保育運動之節節敗退、粵語及其他本地文化之枯萎,以及一向被壓迫以致被迫互相壓迫的底下層小市民等現象,早已發生,電影只是順其持續下坡之勢預測。創作者們拍下這些電影的意義,不單是制衡主流勢力那歌舞昇平的幻象,更把焦慮明明白白地「擺上枱面」,但恐懼卻不至於絕望。在歷史長河中,五至十年算得上甚麼?未來和現在的差別微乎其微,所以「十年」講的其實是現在,只是嘗試在時間線上抽離觀望,以差異的角度理解當下。
《十年》中五齣短片出現的次序呈現出一個情感變化的結構。首先,《浮瓜》以黑白影像講述一個權勢腐敗的黑色荒誕劇,冒著「離題」之險,把時間點設於五年而非十年之後,權勢為訂立國安法而設計了一場奪命「大龍鳳」騙局(到《自焚者》時便出現了因犯國安法而入獄的角色)。底層的人(南亞裔人和新移民)為生計而參與這罪惡,卻被犧牲而承擔所有罪債。這故事是絕望的,把對未來的想像提早五年便增強了無望感,但這黑暗卻是往後故事的開端。
《冬蟬》仍然灰暗,但加倍壓抑。兩名主角大部分時間都躲在室內為城市的殘骸造標本,外出散步也只是在密閉的架空管道裡;他們要不是被困在夢魘中的荒廢樓宇中,就是在頽垣敗瓦中遙望了無生氣的建築物。與其說《冬蟬》講保育之重要,不如說它是講保育之消亡——連製作標本以作保育的條件都逐漸消失,索性讓自己也成為標本。這其實是恐怖片的情節。黃飛鵬把這戲拍得隱晦壓抑,其殉道情志實則跟直述抗爭的《自焚者》同樣激烈,只是向內爆發,以詭異姿態反照出外在世界其實更加恐怖。
五齣戲之調子輕重相間,居中之《方言》有過渡功能,褪去前兩齣之灰暗,換來平常日光,講述不諳國語之的士司機因粵語的社會地位日減,不單在工作上,連跟兒子的關係也受影響。日光之下無新事,小市民總處於被動位置。人的語言構成他的生活、社會關係與回憶,因而跟其自我認同關係密切。然而,當外來的勢力從上而下地把熟悉的語言剝離置換,構成自身的要素便逐漸分崩離析。百姓無奈以外,還有疏離——是跟自己的家(鄉/庭)之疏離,也是跟自我的疏離。
《自焚者》夾雜著憤怒、希望與犬儒來刻劃十年後的青年抗爭者,以及那些評論抗爭者的老一輩人。這戲在形式上比其他作品更花心思,燈光、用色反差顯著,混合著虛構敍事(抗爭者和被壓迫者)以及仿紀錄片的訪談片段(評論抗爭的人),亦有穿透兩層敍事空間的細節,故意留下破壞連貫性的敍事空隙,但最終效果仍感有欠圓熟,大概是因為篇幅的限制,缺乏空間調節幽微之處;亦可能是導演周冠威本身的想法和情感正是互相衝突——藝術創作不單為了與人交流,亦為了自我疏解。這齣戲可說是直白地概括了本土意識冒起的歷史背景、各路社會運動者的詮釋和演繹,以及懷著壓制、同情與犬儒等不同態度的評價。結尾呈現的是一個困局:官逼民反不斷,強權暴政不倒。和平抗爭的主角絕食至死,所激發的是更多的殉道者以及武裝抗爭的革命者,而引來的就是更大的暴力壓制。邪惡生恐懼,恐懼生憤怒,但在劣勢之中,憤怒所生的可是絕望?導演藉著主角的遺書坦言:我要極力壓抑憤怒和仇恨,唯一可依靠的就是希望。
希望在哪裡?很多人都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但壓軸的《本地蛋》正是講下一代的心靈被宰制的意識形態蠶食。雞蛋的喻象在這裡用得巧妙,既有「下一代」的意涵,也回應了村上春樹「雞蛋撞高牆」的比喻,然而用在香港的處境中卻悲觀逆行:下一代被政權利用作政治工具,雞蛋更是直接施行國家暴力的武器。戲中的「少年軍」如文革時的紅衞兵,也像秘密警察,「爹親娘親不及領導人親」,受命四處尋找範圍越來越廣的「禁忌」事物。當父親的只能悔不當初,愧疚當年只管順服,到底害了下一代。然而,《本地蛋》的情緒不像《自焚者》那麼激烈,保持著溫暖的色調,如那些守候著小雞孵化的燈光。驚覺後悔已太遲的父親最後發現兒子雖避不開洗腦的制度安排,卻找到方法迴避抵消其衝擊。在黑白顛倒的時代,美好的事物雖成了禁忌,但兒子讓父親發現一個禁忌躲藏之處,靈巧像蛇馴如鴿,令人想起杜魯福《華氏 451》1之結局。
就現實性的預測而言,《十年》是悲觀的;態度上,卻是從絕望轉變至希望。希望是甚麼?希望始於悲觀盡頭,跟絕望是雙生兒。知性地理解現實是科學家和研究者的工作場域,在此之外則是藝術家、詩人和先知的領域。魯迅引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話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其虛妄在於實在的範圍。當人們理性地推測,實在想不到勝利的可能,餘下的就是意志與想像,而希望跟絕望之別,在乎人心意念之投向。《十年》的「希望」是弱勢想像,正好說明它是面對現實的,跟那些不斷拍續集的商業電影相反——那些提供幻象的電影裡,結局往往是正義的一方勝利,而邪惡不滅,因此能拍下集——現實則是邪惡的一方佔優,而正義殘存。這地步的希望是:即使看不到出路,仍相信到達彼岸之可能;不只是「能做甚麼便做甚麼」,而是當甚麼也不能做時,那剩餘的、純粹的意識和信念。
基督宗教對現實的認知也是「悲觀」的,確認黑暗的勢力總是掌握著權力,而聖潔光明的一方卻免不了逼迫流離。基督徒的盼望是超越性的,在漫長的黑夜中等待上帝再臨之晨光。那時不會再有續集,而是取得徹底勝利的終極大結局。問題是,這超越性的介入是不可思議的,處於現實知性的範圍之外,而盼望就是在不可能之處期待著可能之事,因而在他人眼中往往是愚昧的。但基督徒心意之投向,則在耶穌道成肉身、死而復活,以及眾先知聖徒所見證之各種上帝介入之印記那裡,穿越了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因此,信仰使人在面對現實僵局之時,仍然相信改變之可能,而那正是行動的基礎。
然而,我們要注意,行動的基礎不只一種——出於絕望,於現實中投向黑暗一方的,也是行動。對一些人來說,「我們」與「他們」的分別在於利益和意識形態;當邪惡處於絕對強勢之時,有些人投誠,有些人旁觀,有些人向更弱者抽刃。對另一些人來說,「我們」跟「他們」的分別在於價值;邪惡看來佔了優勢,卻不能以惡報惡,因為那無異於投誠,反而是絕望的表現,並不迎向改變。《十年》展示了一幅從絕望到希望的悲觀光譜,而關鍵是人的信念,而信念,歸根究柢是人的選擇。時勢真惡,但你每一刻都可以選擇。


  1. 《華氏 451》改編自美國作家 Ray Bradbury 的小說,講述未來所有書籍被禁;主角是消防員,他們的職責是查禁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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