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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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

影評:《隻手遮天》(Hands over the City):「全部都是我的人,怎樣和我鬥?」

《隻手遮天》:「全部都是我的人,怎樣和我鬥?」
(原文載於《Catch》第 112 期 P. 32-37,SPRING 2016)
[又名:城市上空的魔掌/ 控制城市的手/ 城市黑手] 


[以下不是一則新聞報道]


「今晨一幢舊樓發生倒塌意外,導致兩名居民死亡,一名男童重傷。事發於一個人口密集的貧民區,倒塌樓宇旁邊正進行建築工程,有關部門正調查意外是否跟工程有關連……」


「有消息指,肇事建築工程同地產商兼立法會議員羅多拿(Nottola)關係密切,他的兒子是相關工程的外判商,意外發生後經已潛逃。反對派議員狄維達(De Vita)及其黨友要求有關當局徹查真相。一個跨黨派調查委員會會跟進事件……」


「左翼少數派代表狄維達表示,是次意外反映出市內官商勾結嚴重,地產霸權已經深入議會,罔顧草根階層利益。他指執政基督教民主黨與商界關係密切,例如羅多拿本身就是發展商。他們在議會通過的法案只會傾斜向業界,私相授受的情況嚴重。另外,政府部門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互相卸責,對調查委員會得出的最後結果並不樂觀……」


「大選在即,備受塌樓醜聞困擾的執政黨議員羅多拿宣佈退黨,轉投中間派自由黨繼續參選。他一度潛逃的兒子亦向警方自首……」


「塌樓意外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表示事件純屬意外,相關部門都根據既定程序和指引辦事……」


「選舉結束,中間派自由黨取代基督教民主黨,獲得執政資格,新黨員羅多拿被委任為發展局長……仍然維持少數議席的反對黨代表狄維達表示官商勾結情況仍然嚴重……」


[不是一則新聞報道完]


以上情節熟口熟面,其實是1963年意大利導演羅西(Francesco Rosi)的經典作品《隻手遮天》(Hands Over the City)的劇情。錢權交易,不分國界,都歸同一名曰「發展」。羅西取戲名甚妙,片首片尾皆以天上鷹眼視角,鳥瞰那不勒斯,跟發展商的視野重叠。地產商、建築師、規劃官員等人,平常都在看地圖、造模型,在其上指手劃腳,尋找可謀利的區域,猶如將士在攻城略地前作沙盤堆演,居處其中的人們只是棋子而己。


首尾呼應的電影語言顯示,一切皆在羅多拿這種人的掌控之下。片首是他在市郊跟同道分享「農地變豪宅」的發財大計,結局就是他身兼官商兩職之後,在各界擁簇下主持奠基儀式。首尾呼應的鏡頭下是同樣的中/長鏡頭、同樣的光天化日,只是事態有變,但再次出現的高空滑翔鏡頭卻彷如暗示結局早被決定。



地圖也是一種鳥瞰。雖然測量要科學、繪圖要準確,但地圖要怎麼設計、要紀錄甚麼、會忽略甚麼,卻不是客觀的。地産商和負責城市規劃的官員用地圖來工作,為他們而設的工具就不是中性的了。調查塌樓意外的議員去找相關部門翻地圖,欲查看相關樓宇的牆壁在建築時是否問題所在,卻一無所獲,因為牆壁太薄,在該比例的地圖上根本無法紀錄。「根據繪圖筆畫的線條無法分別出一堵牆還是兩堵牆」對官僚和專業人士而言是技術性問題,但他們眼中「太薄」的牆壁卻是對當地居民來說壓下來會沒命的沉重兇器。製地圖者的視野,就是這樣離地的。


戲裡也出現了一種有趣的地圖,把古代的地圖和現在的重疊,既顯亦藏。古城遺迹埋在地底,高樓在其上拔地而起,展示的不只是空間規劃,也是歷史。調查委員會無法證實塌樓是否跟雜亂的地底結構有關,只知道有潛在危機。藏在地下的遺迹猶如城市的幽靈,隨時以危機的姿態再現,卻總會被資本和權力再次掩埋。


若以平民視角觀看這個城市,則是由下至上,在狹窄擠逼的舊樓之間看到一線天--直到天塌下來。在拍攝貧民區的場面時,攝影機都是處於地面,水平地拍攝工匠、婦人、孩子等庶民互相擠擁著;另外就是向上拍攝破牆倒塌的畫面,也是城市壓力爆破的一刻,首當其衝的往往是最弱勢的人。





導演羅西的視點卻不只是看城,而是看人。為低下層抱打不平的左翼反對黨議員狄維達大概是他的代言人,穿梭在議會、貧民區和大小辦公室之間,看盡上下階層百態。但電影真正的主角是羅多拿,鍥而不捨追求權力的人。電影中的近鏡大多為狄維達和羅多拿所分,對比起前者不是愁眉深鎖便是慷慨激昂的樣子,羅多拿卻多是深藏不露。導演以高反差的燈光效果凸顯了羅多拿老謀深算的內斂個性,其滿腹密計遠超旁人想像,結果不單為選舉可以跟所屬政黨決裂(雖然是政黨先辜負他的),連親兒也可以利用(叫後者自首,使「包庇醜聞」逆轉為「大義滅親」)。即使在日光之下,把自我隱藏起來的羅多拿仍然行走在陰影之中。


意大利是天主教國家,因此也少不了宗教的位置。然而羅西在《隻手遮天》中沒有代表傳統宗教的角色,只是作為社會背景出現。羅多拿決定轉黨之前,曾去天主教堂一趟。他向上帝祈求政治博奕上的勝利嗎?究竟上帝會保佑甚麼人?電影沒有交待,甚至沒有讓羅多拿唸出禱詞,在戲中與上帝同樣沉默,就如香港那些位於廟堂之上的高官頸上的十架吊飾同樣沉默。另一個宗教象徵出現的場面,是中間派政黨的領袖家中的藝術珍藏,平時置於暗室,僅供接待賓客時炫耀之用,可謂「燈放在斗底下」的曲線演繹。在電影的結尾,宗教領袖也登場了:三兩主教獲羅多拿出席樓盤奠基儀式,至於是「為這城求平安」還是「為這城求發達」便不得而知了。在羅西的鏡頭之下,教會跟權勢合謀,更只是當陪襯品,是多麼的諷刺。


雖然教會的視角不全然等同上帝的視角,只是教會的確在人間擔當見證上帝的使命。換言之,在《隻手遮天》之中,上帝的視野似乎暫時被權勢所取替或遮蔽了。不單從上而下觀看人間的視點源自權勢,連宗教領袖所依靠的也是權勢。而這時候走在受苦百姓當中的不是耶穌或祂的門徒,而是相信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者狄維達。在這電影中,上帝似乎總是沉默的,不是因為冷酷,而是因為憐憫--而不去嘲笑世人。


《隻手遮天》這齣半世紀前的義大利電影是傑作,羅西以多重視點交織而成一個超越時空界限的寫實寓言。源自不同位置的觀眾看這齣戲,能各自找到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觀感。畢竟人的位置決定了其視野,而一個人的視點也會透露出他的位置。那麼,當你觀看電影和新聞報道時,可有留意到自己所投入的視角和位置?


[《隻手遮天》的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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