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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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8日 星期四

《凶年之畔》:我不能夠成為這間屋子裡冷藏的人質

(原載於am730, 2017–09–26)
「我告訴你,中國的法律是最沒用的!」這是一個中國工人對「依法維權」的看法。維權者反駁說:「不是沒用,是因為你們都沒有爭取。」《凶年之畔》的導演聞海用了約六年去紀錄工人和維權者們抗爭過程之中諸般矛盾。這些矛盾不僅在勞資雙方之間、在工運領袖和執法者之間,也生於維權運動者自身的行動和理念之內。維權者能堅持,源於相信法律,理直氣壯,但看這邊廂工人消極無力,那邊廂政權悖法施暴,還能憑甚麼堅持下去?
《凶年之畔》由多重矛盾的軌跡交錯而成,使這齣長約三小時的紀錄片充滿張力,沒有悶場。唯一擺拍的場面,是重現維權者彭家勇被警察虐打後,被棄於野外、血染溪流的鏡頭。
彭家勇是這齣電影的核心人物,聞海拍下了他作為一個抗爭者的成長過程,記下他從一個衝動懵懂、說話支吾的維權新丁,轉變為一個意志堅定、自信豪言的工運領袖。不過導演亦在他身上留下矛盾的一筆:彭家勇被打傷之後,坦言對非暴力抗爭感到悲觀,法律保障猶如畫餅,理應體現法律的執政者往往是悖逆法律者。但他仍發出「依法維權,光明正大」的壯語──可圈可點的是,說到「光明正大」四字時,畫面忽然轉切為黑屏,大概反映了導演心裡的疑惑。
法為權所玩,維權的根基便不僅是「依法」而是「天賦人權」,使抗爭者仍有動力堅持。聞海多次利用航拍鏡頭呈現「人在做,天在看」的超越視角,顯出對一個唯物政權的批判態度。權高於法,猶非最高。

2017年9月6日 星期三

影評:《愚行錄》:從巴士的「批鬥座」講起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

這樣的開場實在讓香港觀眾太有親切感了:巴士上的「西裝友」逼令男主角給別人讓座,男主角拐著步離坐,還在走廊上跌倒,在其他乘客面前羞辱了自以為正義的「西裝友」。然而都是戲一場:是非對錯不能看表面,其實看裡面依然無法分辨。

故事以追查懸案的形式展開,導演以緩慢的節奏推進,線索鋪開了,卻不全收回來,看來鬆散,甚至最後謎底也含糊其辭,預期看一齣懸疑犯罪類型片的觀眾可能會失望。但《愚行錄》要說的正是尋根究柢之不可能,而「線索」這回事本身就曖昧吊詭,既隱且顯。男主角被設定為記者實在巧妙;這種本來要把隱藏的秘密發掘出來的職業,其實也可以掩藏真相。「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是誰人造成?」人們著眼於因果與是非,卻忽略了解釋往往也是掩飾。

對照一下原名《愚行錄》與英文名Traces of Sin,暗示愚蠢的行為與罪惡的人性是一體兩面。然而太強調人愚蠢的一面,有否忽視犯罪者責任之虞?戲中最不討好的角色,攻於心計,玩弄感情,卻是最能代表社會大多數你我他的人--他們只是盡力在階級社會中向上奮鬥而已--正是兇案的受害者。相反,犯下按常識所定義的「罪惡」的人,卻正正是引起觀眾同情的主角,使人情感上難以批判。不過創作者並非宣揚甚麼「大愛」與「包容」,而是讓觀眾看到這個可能性:即使愚行/罪惡之網絡張開,我們卻仍然無法找到追究道德責任的入口。

有一說法叫「結構性的罪」,罪人也是受害者,一個人犯錯背後總有其錯綜複雜的因由。然則都是社會的錯?但社會亦由人組成,孰雞孰蛋難以分辨。罪惡是一面鏡,人陰暗的心理結構映照著殘酷的社會結構。犯罪有情有可原;生為富二代不是原罪;用盡手段上流亦是常情。似乎人人都有錯,人人都錯唔曬。死者和兇手的行為與遭遇缺乏普遍性,《愚行錄》終究不盡是讓觀眾對號入座的社會隱喻圖。然而這故事猶有深刻的寓意:查案也好,研究社會現象也好,追尋「真相」若是為了「對症下藥」,終是徒勞。沒甚麼可以改變,不論是殺人者還是被殺者;更絕望的是,不是富人,下一代連生存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