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ritique of a Hong Kong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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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7日 星期日

《狂屠絕路》:齣戲做乜究竟想點



(劇透) 《狂屠絕路》(曼蒂;Mandy) 的觀眾離場時,大多是滿腦子問號:究竟戲中連開車直撞也撞不死的大反派是鬼怪、人類還是外星人?究竟主角身處的是地球、外星、還是幻想世界?

在國外被譽為Nicolas Cage翻身之作的《狂屠絕路》絕不符合大眾口味,可說是迷幻溝片風格的「幽靈車神」(Ghost Rider)。要谷底翻身,便須兵行險著。全片基調紅黑紅紅黑,就係咁簡單。若你喜歡眩目的霓虹燈光,或會十分享受;否則請你避而遠之。除了燈光和血漿,連男主角的名字也叫Red。不過戲中的大反派及主要場景都是黑色的,減低了暴力場面的血腥程度。


那些身體結構異常人的壞蛋,按劇中提示,就是吃了某種超級毒品變異而來的;男主角嘗了一丁點,馬上飛越九重天,最後還有「大力金剛手」親刃仇人。其實劇本中可供觀眾理解的線索僅此而已,留下了不少謎團,是故意的。可以說《狂屠絕路》是「迷幻藥電影」:正反人物和導演都像嗑了藥的狀態;燈光及配樂都是為了讓觀眾進入同樣的迷幻狀態而設計。因此別期望理出個頭緒來,因為迷幻就是隨時飛上太空又墮進黑洞的感知狀態。

另一種解讀方式是以看漫畫的眼光視之:從男主角談及的Marvel漫畫人物「行星吞噬者」到他夢見女主角的動畫場面 — — 還有電鋸大戰那一場,當Nicolas Cage拿起鐵鏈的時候,你便知道對方馬上便會「收檔」了,因為他面對的是燃燒地獄之火的復仇騎士Ghost Rider。




[原載於am730,2019年1月8日]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另起風頭》:我死了後,會有人愛我



《另起風頭》和它的創造者都是傳奇。這齣戲在 1969 年開拍,在 1985 年導演逝世時仍未完成,直至去年 Netflix 買下發行權,在 2018 年公映,向一個偉大的電影家致敬 — Orson Welles,一個孤單的天才,甫出道便達頂峰,往後的路只能低首。其 26 歲時自編自導自演的《大國民》多次得到「史上最佳電影」的寶座,後來卻在荷里活鬱鬱不得志而自我放逐至歐洲多年,直至風再吹過來。他期望《另起風頭》(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可更上層樓,卻等不到那一天。

1975 年,美國電影學會把「終身成就奬」頒給 Welles,他卻在辭詞時為這齣戲推銷,希望找到資金。他需要比掌聲更實質的支持。《另》的主線正是有關一個為人敬仰但風光不再的老導演 Hannaford,在派對上為賓客放映他那一齣在離世時仍然無法完成的電影片段,戲名也是:《另起風頭》。


風的另一邊有甚麼?有關《另》製作過程的紀錄片 They’ll Love Me When I’m Dead 的戲名或許就是答案。紀錄片告訴我們 Welles 一邊拍攝一邊寫劇本,把他自己的真實經歷寫了進去。戲裡 Hannaford 同樣在多年自我放逐後回歸,拍攝遺作時手上亦無完整劇本;兩人同樣有一個從作家轉為導演的門徒,後者的戲大受歡迎,兩人既親密又有芥蒂,而飾演門徒 Brooks 的 Peter Bogdanovich 基本上只是演回自己。Hannaford 的戲缺少資金,正如 Welles 一樣。戲裡還有眾多以真實人物為藍本的配角,從不耐煩的片商代表到令人不耐煩的影評人,其眾聲喧嘩就是 Welles 眼中的荷里活。或許他想過自己和 Hannaford 的最大分別在於「我最後一定能完成這齣戲」。可惜他預想到兩者的開始,卻想不到自己的結局。

Welles 和 Hannaford 的《另》風格迥異,卻都是排拒大眾口味的。戲中戲的《另》沒有對白,只見一名青年不斷追逐一個魅惑女子,從沙漠到城市,進出商廈、的士高與廢棄火車站,在捉迷藏的過程中有一次未完成的性愛。這令人想到 Welles 在歐洲時期遇上的藝術電影;萬里長沙的唯美畫面似是戲仿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無限春光在險峰》。Welles 的《另》則跟他以前的劇情片風格大相逕庭。那些細緻的深焦鏡頭和場面調度都沒有了,換來的是黑白、彩色更替的畫面;各種尺寸和畫質的影像交錯; 跳躍的剪接和晃動的手搖鏡頭;「無厘頭」但不惹笑的角色和對白。沒變的是高反差的燈光,有點像 1940–50 年代的黑色電影,突出了角色內在的不安和矛盾。看似雜亂的色彩、剪接和鏡頭運動是再現那一群訪問 Hannaford 的年輕人手上制式各異的攝影機拍下來的效果,透露了 Hannaford 的焦慮和失控的處境,亦有 Welles 的紀錄片 F for Fake 的影子。



Hannaford 的電影拍到一半,男主角失蹤了;他的派對中出現不知從哪裡來的侏儒,走上屋頂放煙花;多個用作男主角替身的人偶被帶來派對場地,Hannaford 卻用長槍把它們全部轟掉……這些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情節究竟是故意呈現的失控世界,還是失控本身?對 Welles 而言是後者:資金和人力的問題使他的拍攝計劃斷斷續續;波雲詭譎的國際政局和磨人的法律糾紛更使他的底片被鎖在外國,直到死時仍無法取回。那時候,他只有把未竟之志交託予本已反目的 Bogdanovich。

數十年後,Bogdanovich 和其他電影人,與取得超過 100 小時底片使用權的 Netflix,按 Welles 塵封多年的粗剪版本重新製作。風繼續吹,Welles 在沒有數碼技術的年代,嘗試把多種格式不同的底片融合為一,技術難度太高,也是電影用了半世紀才完成的成因之一。到底是他自高峰起步,看得太遠,走得太前。


延伸參考:
Morgan Neville(導演):They’ll Love Me When I’m Dead,2018 年。紀錄片。
訪問曾經參與《另起風頭》的電影人,結合電影片段和幕後花絮,重整《另起風頭》這個有關失控電影的失控電影的故事。

Ryan Suffern(導演):A Final Cut for Orson: 40 Years in the Making,2018年。紀錄片。
這齣短片的焦點是修復《另起風頭》的技術問題,包括怎樣根據 Orson Welles 的原剪版本、筆記、劇本手稿等資料,把超過一千卷底片重新剪輯,以及把落的聲軌和場面補上的過程。

Josh Karp 著:Orson Welles’s Last Movie: The Making of 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2015。
這本書紀錄了 Orson Welles 製作《另起風頭》的過程,也訪問了曾參與這齣戲的電影人。記載的不只是關於一個人和一齣電影,也是一頁幾乎被人遺忘的電影文化史。這本書同時也是促成 Netflix 完成《另起風頭》及 They’ll Love Me When I’m Dead 的功臣。

(原載於《時代論壇》1633 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